多少年前的鐘聲──陳芳明VS.齊邦媛
「多少年前的鐘聲,已不純然是鐘聲,而是青春與詩的隱喻,也是歷史與夢的象徵……」,〈多少年前的鐘聲〉是陳芳明先生的一篇散文,敘寫自己於台大歷史研究所期間,修習齊邦媛教授講授的高級英文課程,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赫胥離的《美麗新世界》,都讓他在走向歷史研究中嚐到了文學閱讀的樂趣,如詩,如陽光,一股神秘力量牽引出一條文學永恆的道路,齊邦媛老師的手勢、叮嚀、低語、呼喚,正是這神秘力量的來源。而三十多年了,鐘聲再度響起……。﹙編者﹚
台北•湯舒雯•整理
我記得你是用了鄉土文學的觀點。(陳:對、對)也是很了不起。我說,當然是很了不起的作家我才來,但評論上還是要作全方位的考慮。
好像是《千年之淚》。你後來寫進了《昨夜雪深幾許》。記得那一次座談會,我一進門,巫永福坐在那,也不跟我握手,就問我:「你會講台灣話嗎?」我說得不好,但聽得懂。他是在問我的來意,你懂嗎?(我就長得一副外省人的樣子?)他接著問我聽懂多少,我說大概七、八成,他不太相信。可是我確實懂。我這一輩子不說假話,很不會敷衍人。
我滿中立的。我站人面前,心裡不是紅、藍、綠的顏色。這次我寫《巨流河》這本書,寫到許多關於我父親齊世英先生的經歷跟想法,尤其是自由主義的部分;我相信你對這些有興趣。而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主要來自多年來想寫我父親而不敢寫,覺得自己不懂政治、沒有資格寫;但我現在發現我其實很懂政治。懂了之後,我不但了解我父親的一生,還可以了解別的政治人物。政治的生命是無止境的;我對你們這種人的了解,就是唯有回到家鄉,才有奉獻的對象。
﹙全文詳見《印刻文學生活誌》七月號﹚
土地的聲音 /副總編輯周昭翡
閻連科的小說以「奇」見長。
譬如《為人民服務》,男女主角藉由撕毀毛語錄,砸碎毛澤東雕像來助興,以達到性高潮,釋放出潛藏於中國社會不敢言的政治壓抑,一經刊載即遭查禁;又如《丁莊夢》,以河南愛滋村為背景,被認為「誇大愛滋病的危害和恐懼」再遭封殺。《受活》虛構了一個殘疾人組成的村莊,為發展觀光事業,欲將列寧遺體從俄羅斯買來安放中國,建「列寧紀念堂」發死人財。《風雅頌》目光則轉向知識階層,揭露了知識分子偽善的面貌…… 相較之下,這次發表的《我與父輩》,回顧父親那一代人勞作和土地的意義,父親對他的「痛打」,他對父親的「清欠」,日常柴米油鹽,人間生老病死,點點滴滴娓娓說來,沒有辛辣具爭議的題材,少了刺激,少了對禁忌的挑戰,顯得雲淡風輕。
但是,閻連科自言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是他截至目前為止,最為椎心刺骨的一次。因為追求百分之百的真實和準確,最不需要靈感、想像、技巧和主義,回歸到樸實與真誠。樸實與真誠,來自土地的呼喚。既想反抗與逃離這落寞封閉的土地,卻又仰仗守望這滋養他的土地,兩股不斷拉鋸的力量,閻連科藉由寫作統合起來。不是虛構小說,也不是回憶錄,而是他人生的紀實散文。字裡行間,我們嗅聞到濕漉漉的、親切芳香的土地氣息,又感受到那片遼闊的大地上,一整個年代苦難的背負。魯迅小說中的故土,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蕭紅描繪的呼蘭河,土地的聲音那樣真實地呼喚,蔚成文學的巨流,觸及人的靈魂深處,如此打動了我們。
源於土地的呼喚,〈台灣、文學、我們〉是齊邦媛教授記憶文學中的重要篇章。她的成長,經歷抗戰與國共內戰的政局動盪,在武漢讀書再負笈美國最後因緣際會來到台灣,半生的戰燹與漂泊,編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及主編《筆會季刊》期間,她戮力引介翻譯台灣重要文學作品,向國際展現了台灣文學豐富的樣貌,也影響了許多人對台灣文學的看法。那天與陳芳明教授一起去探望她,談到了台灣的文學,當「愛台灣」變成一種政治語彙時,齊教授對台灣文學做出的努力,特別值得我們景仰深思。與這塊土地休戚與共、自然流露的深情,原也不需言詮。
提到台灣文學,小說家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形象更是鮮活靈動,呼之欲出了。本期他說故事般從童年出發,敘述自己清貧、卑微、掙扎的人生,道盡了台灣城鄉走過的曲折路徑。
無論是出生河南農村,現居北京的閻連科,或出生東北遼寧,而落腳台灣的齊邦媛,及出生台灣宜蘭,持續推動宜蘭在地文化的黃春明,儘管他們的背景如此殊異,都與我們在文學中相遇,讓我們跟隨著、傾聽著土地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