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教授是台灣文學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輩，弟子門生多恭稱為「齊先生」。邦媛先生的自傳「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為台灣文壇一樁盛事。在這本二十五萬字傳記裏，齊先生回顧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從東北流亡到關內、到西南，又從大陸流亡到台灣。她個人的成長和家國的喪亂如影隨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灣經驗則見證了一代「大陸人」如何從漂流到落地生根的歷程。
經歷更傳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這本書如此受到矚目？我以為「巨流河」之所以可讀，是因為齊先生不僅寫下一本自傳而已。透過個人遭遇，她更觸及了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轉折：東北與台灣──齊先生的兩個故鄉──劇烈的嬗變；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更重要的，作為一位文學播種者，齊先生不斷叩問：在如此充滿缺憾的歷史裏，為什麼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學作品？不少讀者深為書中的篇章所動容。齊先生筆下的人和事當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描述風格可能也是關鍵所在。「巨流河」涵蓋的那個時代，實在說來，真是「歡樂苦短，憂愁實多」，齊先生也不諱言她是在哭泣中長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後，她竟是以最內斂的方式處理那些原該催淚的材料。這裏所蘊藏的深情和所顯現的節制，不是過來人不能如此。「巨流河」從東北的巨流河寫起，以台灣的啞口海結束，從波瀾壯闊到波瀾不驚，我們的前輩是以她大半生的歷練體現了她的文學情懷。
（作者按：本文題目採自齊邦媛先生爰引覃子豪詩歌「金色面具」──齊書引用覃詩的情境，覃詩的原文是：「活得如此愉悅，如此苦惱，如此奇特」，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頁131。以下引文出自同書，皆作中楷體。）
東北與台灣
「巨流河」是一本惆悵的書。惆悵，與其說齊先生個人的感懷，更不如說她和她那個世代總體情緒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齊先生其實可以說是幸運的。然而表像之下，她寫出一代人的追求與遺憾，希望與悵惘。齊先生出身遼寧鐵嶺，六歲離開家鄉，以後十七年輾轉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極偶然的機會下，齊先生到台灣擔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過六十年。從東北到台灣，從六年到六十年，這兩個地方一個是她魂牽夢縈的原籍，一個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鄉。而這兩個地方所產生的微妙互動，和所蘊藉的巨大歷史憂傷，我以為是「巨流河」全書力量的來源。
東北與台灣距離遙遠，幅員地理大不相同，卻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經歷類似命運，甚至形成互為倒影的關係。東北原為滿清龍興之地，地廣人稀，直到一八七○年代才開放漢人屯墾定居。台灣孤懸海外，也遲至十九世紀才有大宗閩南移民入駐。這兩個地方在二十世紀之交都成為東西帝國主義勢力覬覦的目標。一八九五年甲午戰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與遼東半島同時被給割讓給日本。之後遼東半島的歸屬引起帝俄、法國和德國的干涉，幾經轉圜，方才由中國以「贖遼費」換回。列強勢力一旦介入，兩地從此多事。以後五十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東北歷經日俄戰爭（1905）、九一八事變（1931），終於由日本一手導演建立滿洲國（1932-1945）。
不論在文化或政治上，東北和台灣歷來與「關內」或「內地」有著緊張關係。兩地都是移民之鄉，草莽桀驁的氣息一向讓中央人士見外。兩地也都曾經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對宗主國的漠視和殖民者的壓迫，從來隱忍著一種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對東北和台灣的歷史著墨不多，但讀者如果不能領會作者對這兩個地方的複雜情感，就難以理解字裏行間的心聲。而書中串聯東北和台灣歷史、政治的重要線索，是邦媛先生的父親齊世英先生（1899-1987）。
齊世英是民初東北的菁英分子。早年受到張作霖的提拔，曾經先後赴日本、德國留學。在東北當時閉塞的情況下，這是何等的資歷。然而青年齊世英另有抱負。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國回到瀋陽，結識張大帥的部將、新軍領袖郭松齡（1883-1925）。郭憤於日俄侵犯東北而軍閥猶自內戰不已，策動倒戈反張，齊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齡沒有天時地利人和，未幾兵敗巨流河，並以身殉。齊世英從此流亡。
「渡不過的巨流河」成為「巨流河」回顧憂患重重的東北和中國歷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齡渡過巨流河，倒張成功，是否東北就能夠及早現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變的發生？假使東北能夠得到中央重視，是否滿洲國就無法建立，也就沒日後的抗戰甚至國共內戰？但歷史不是假設，更無從改寫，齊世英的挑戰才剛剛開始。他進入關內，加入國民黨，負責東北黨務，與此同時又創立中山中學，收容東北流亡學生。抗戰結束，齊世英奉命整合東北人事，重建家鄉，卻發現國民黨的接收大員貪腐無能，聽任俄國人蹂躪東三省。中共崛起，東北是首先淪陷的地區，國民黨從這裡一敗塗地，齊世英再度流亡。
齊世英晚年有口述歷史問世，說明他與國民黨中央的半生齟齬，但是語多含蓄，而他的回憶基本止於一九四九（「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林忠勝，林泉，沈雲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巨流河」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出於一個女兒對父親的追憶，視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議。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描述了齊世英來到台灣以後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齊世英因為反對增加電費以籌措軍餉的政策觸怒蔣介石，竟被開除黨籍；一九六○年更因與雷震及台籍人士吳三連、許世賢、郭雨新等人籌組新黨，幾乎繫獄。齊為台灣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後半生的代價，但骨子裏他的反蔣也出於東北人的憾恨。東北還是台灣，不過都是蔣政權的棋子罷了。
渡不過的巨流河──多少壯懷激烈都已付諸流水。晚年的齊世英在充滿孤憤的日子裏鬱鬱以終。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論中國人文精神所謂，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唐君毅全集」，台北：學生書局，1991，卷4，頁366。）？而這位東北「漢子」與台灣的因緣是要由他的女兒來承續。
齊邦媛應是台灣光復後最早來台的大陸知識分子之一。彼時的台灣仍受日本戰敗影響，二二八事件剛過去不久，國共內戰方殷，充滿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年輕的東北女子在台灣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頁。
齊先生對台灣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確的風潮。她是最早重視台灣文學的學者，也是譯介台灣文學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國民黨甚至「大陸人」的對立面，但不論政治風雲如何變換，他們的友情始終不渝。齊先生這樣的包容彷彿來自於一種奇妙的，同仇敵愾的義氣：她「懂得」一輩台灣人的心中，何嘗不也有一道過不去的巨流河？現代中國史上，台灣錯過了太多，也被辜負了太多。像「亞細亞的孤兒」和「寒夜三部曲」這類作品寫的是台灣之命運，卻有了一位東北人作知音。
巨流河那場戰役早就灰飛煙滅，照片裏當年那目光熠熠的熱血青年歷盡顛仆，已經安息。而他那六歲背井離鄉的女兒因緣際會，成為白先勇口中守護台灣「文學的天使」。驀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嘆擁抱台灣之餘，「她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何為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紀錄？」「巨流河」因此是本遲來的書。它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對話，也是邦媛先生為不能回歸的東北，不再離開的台灣所作的告白。（一）
(待續)
|
購書車 | 會員中心 | 客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