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教授《巨流河》一書的出版是台灣文壇一件大事。從原先的口述，到後來全面改寫，筆者有幸全程與聞，對她以八十高齡投入此事所展現的認真與毅力，感到無比的敬佩。

　　《巨流河》全書二十餘萬字，自家世、幼年、求學一直到教學、研究、行政……娓娓道來，在一則則精采故事中，見證了一個大時代中的奇女子的遭遇，內容豐富，值得讀者從不同角度一讀再讀。在筆者看來，本書重點之一就是傳主數十年來如何孜孜不倦地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主要包括了海外教學、文學選集、編譯季刊和長篇小說。

　　齊教授之所以多年來大力為台灣文學向國際發聲，緣起於1967年赴美留學期間，應邀在印第安納州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開設中國文學課程，遍讀該校圖書館藏，卻沒有任何關於台灣的資料，自此埋下了向國外推介台灣文學的種子。在資訊欠缺、流通緩慢的年代，留學者一方面向國外取經，學習異文化的長處（研習英美文學者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也相當程度扮演了「文化大使」的角色，向好奇的外國人介紹台灣的種種，尤其是風土人情以及最能表現文化特色的文藝。但是齊教授在面對這些好奇、甚至不知台灣在何處的外國人士時，卻苦無台灣文學譯本可供參考、推薦，深切體認到這種缺憾。

　　直到1972年，齊教授應邀擔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積極施展「書生報國」的抱負，其中最為人稱道而且影響深遠的兩件事就是：對內，大幅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增加許多當代台灣文學作品；對外，進行「中書外譯計畫」，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前者嘉惠國內學子，後者嘉惠國外人士，都是影響深遠的文學、教育與文化工作。

穿過鐵幕打開世界之窗

　　翻譯計畫由她擔任主編，團隊成員包括余光中、吳奚真、何欣、李達三（John J. Deeney），五人自1973年2月開始每週見面，先決定文類，集中於詩、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因受篇幅之限不得不割愛），再選擇文本與作者。由於主編的文化使命感與恢宏的視野，加上編輯委員都是名重一方兼具國際視野的作家、學者、批評家，所以不僅選文仔細，具有代表性，翻譯的過程更是字斟句酌，務必將台灣文學的特色忠實地以英文傳達給國際讀者。

　　編輯團隊所選擇、翻譯的作家及作品都是一時之選，而且經過「漫長的審稿討論，無數的評讀，直到定稿，將近兩年時間。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後決定。」1975年，上下兩冊、一千多頁的《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前言指出，文選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二次大戰後台灣最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讓國際讀者有機會透過翻譯接觸到原先只有華文世界才能獨享的文學佳作。這部扎實的文選見證了台灣文學的繁複多樣。由於此事意義重大，《巨流河》第八章〈開拓與改革的七○年代〉第一節「進軍世界文壇──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專述此事的始末。而傳主在事隔三十多年後回顧此文選時有如下的說法：「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而言，這是第一套比較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英譯本。自從1949年播遷來台，台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之外，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研究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段評語頗為允當。

　　此外，因為台灣文學對傳主意義重大，所以書中特闢專章〈台灣、文學、我們〉，令人更清楚認知傳主多年來對於台灣文學的熱心投入，以及在幕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出版後，台灣文學逐漸受到國際矚目，也被國外一些學校選為教材。齊教授除了多次參加相關會議之外，也應邀赴國外講授台灣文學。1982年，她應美國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曾憲斌先生之邀，前往擔任訪問教授，為期一學期，講授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該校當時已採用這本選集做為教材，選課的學生約有二十人，其中一半是華裔，因此「文化上隔閡很小，對文學作品的情境及心理不必太多剖析，師生可以更接近中國文學的心靈。那半年的文化交流，讓我真正認識他們稱之為『屋崙文學』（舊金山華裔作家文學），認識根源文化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當然就是把台灣文學推介給這些美國學生，為他們打開一扇窗，有幸在編譯計畫主持人親自帶領下，窺探以往不為外人所知的台灣文學。

台灣文學初觸柏林

　　另一個特殊經驗則是1985年赴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講授台灣文學。傳主於中國東北出生時，「父親在柏林留學，在2月凍土的故鄉，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縈的天外夢境」。萬萬沒想到六十年後自己竟然應邀來此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正式授予學分的「台灣文學」課程，難怪乍聽到這個消息時的她「幾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齊教授前往德國訪問教學時，全球尚處於冷戰時期，世人難以想像幾年後惡名昭彰的柏林圍牆竟會一夕崩塌。分裂的東西德對於台灣／中國的處境有著異乎其他世人的領會。因此，傳主在第一場針對全系一百多人的「訂交演說」中提到自己的家世，也特別指出：

　　台灣的處境舉世皆知，我們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應該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來此希望藉台灣文學作品做心靈交流，深一層同情東、西兩個分裂國家人民的生活態度和喜怒哀樂……我教的台灣大學學生和諸位一樣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學術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認識德國，你們也真正認識我們台灣。

　　這番剴切、真摯的言詞立即贏得了師生們的普遍肯定，為她在柏林大學的教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齊教授每週發一張授課大綱，教材以小說為主，內容除了她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外，還有其他英譯的文學文本，以英文授課，並搭配一位台籍講師，必要時譯為德文。此外，傳主將寄去的三百多本台灣文學作品，悉數捐給該校中國文化系所，書裡蓋有「齊邦媛教授捐贈，1985」的戳記。這很可能是當時全歐洲有關台灣文學最豐富的典藏，而德國學子對台灣文學的興趣與正式學習也從此開始，在文化交流上自有其開創的意義，從事相關研究的德國學子往往超過歐洲其他國家，足證齊教授開疆闢土之功。同時，這個獨特的柏林經驗也為傳主拓展出更大的視野，「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

在東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齊教授另一個對台灣文學推廣的貢獻則在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的顧問與總編輯。她在書中提到，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1921年成立於倫敦，其中的「PEN」是「poet」（詩人）、「essayist」（散文家）、「novelist」（小說家）的縮寫。1924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會長是蔡元培，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當年印度文豪泰戈爾便是應筆會之邀來華訪問，由徐志摩擔任翻譯，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盛事。

　　1953年中華民國筆會在台灣復會，1959年回歸國際總會，1970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積極提升台灣的國際可見度，並倡議在台灣出版一本英文刊物，「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1972年秋，《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正式創刊，首任總編輯是以英文為母語的殷張蘭熙，齊教授則擔任顧問。當時兩人各自主編筆會季刊與《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住處又在鄰巷，經常就編譯的作品、翻譯的人選、譯文的斟酌等交換意見。《巨流河》中寫道：「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

　　1992年殷張蘭熙基於健康因素不得不卸下總編輯之職，齊教授「以承受好友陣前託孤的心情」接任，繼續為台灣文學的國際化奉獻心力，前後達九年之久。筆會季刊定期出刊，「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間享有盛譽，但多年來卻只自政府部門取得涓滴之助，其他皆由私人捐助，尤以殷之浩先生支持最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