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敞朗、陳舊的迴廊，以大半圓的弧形，穩坐在台北帝大（創立於昭和三年，1928年）初建的校園中心，兩端開著小小的門，中間包著一個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見時完全沒有改變。在台灣漫長的夏天，隱約可以感覺到迴旋的、流動的文學餘韻（whispering coolness），安頓我的身心。離開我的教室之後，他們投入現實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總該有幾個人是我的知音，在他們中年的喜怒哀樂中，記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葉林中聽到的聲音。若如此，我的一生即未白活。

　　 由那幾步台階走下來，穿過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進入台大舊牆內的校園，穿過校警室、福利社，從行政大樓和農化館間的小徑出來，立刻面對文學院的紅樓。橫切過種滿了杜鵑花樹的椰林大道和紀念傅斯年校長的傅鐘，即可從氣勢寬闊的門廊進入迴廊。對於我，似乎有一種「儀式」似的意義。這敞朗、陳舊的迴廊，以大半圓的弧形，穩坐在台北帝大（創立於昭和三年，1928年）初建的校園中心，兩端開著小小的門，中間包著一個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見時完全沒有改變。在台灣漫長的夏天，隱約可以感覺到迴旋的、流動的文學餘韻（whispering coolness），安頓我的身心。

　　 很難與記憶妥協的是，外文系的辦公室，已經搬到樓下，現在是個熱鬧的地方了。進了院門樓下右轉一排大屋子，只有這一間門經常開著，迎面是一座木櫃，上面放著一把當年標準辦公室用的大鋁茶壺，沒有力氣從木櫃上提下那把茶壺的時候，你就該退休了。茶葉裝在白色小麻袋裡，由總務處分發給各系辦公室。我至今記得咖啡般的茶色與苦澀的茶味，兩節課之間實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茶幾乎永遠是冷的。木櫃有數十個格子，當作教師的信箱，後面桌椅相連，坐著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務員，川流不息的人和事。一直到我退休，外文系沒有一間真正的教員休息室，上課前後的「交誼」似乎都在迴廊「舉行」。我至今記得，有時從「二十四教室」出來等下一節課鐘響，相當疲勞地靠窗台站著，會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現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免不了有「驚呼熱中腸」的場面，然後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檯上寫下電話號碼，各自奔往教室。

　　 那時外文系編制已近八十人，還有許多位兼任老師。第一批開課的老師如英千里、王國華、黃瓊玖、蘇維熊、李本題、夏濟安、黎烈文、周學普、曹欽源、曾約農等都已離開。一九七○年以後的台大外文系，有人戲曰：「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在那陳舊斑駁但敞亮可愛的迴廊，來來去去的學生有許多年是聯考第一志願分發來的，心理上也許有置身雕欄玉砌之感。而課程確實有很「現代化」的大改變。最大的推動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顏。朱立民和顏元叔先生在一九六○年代後期由美國拿到文學博士學位歸國，在台大校園被稱為「稀有貴重金屬」；不久另一位文學博士胡耀恆先生也回到台大，以最新方式講授西洋戲劇，帶領學生以比較文學方法關懷中國戲曲的發展。

　　 影響最大的改革是重編大一英文課本，以增強全校學生的英文能力，擴展人文和科學方面的知識。為本系一年級學生開設「文學作品讀法」，列「中國文學史」為必修課，此課前後有臺靜農、葉慶炳、林文月、柯慶明等中文系名師授課，不僅使學生真正認識中國文學的傳統和演變，也增強中文和外文兩系的師生情誼，影響學生日後進修的視野，甚為深遠。

　　 「英國文學史」改為兩年十二個學分的課程：第一年由中古英文時期（The Middle Ages，1485）到十八世紀（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二年由浪漫時期（The Romantic Period，1785-1830）到二十世紀（The Twentieth Century）。 使用的課本以重要作品為主，不僅是背景、潮流、發展的敘述而已。我教的時候已使用全世界的標準本，諾頓版的《英國文學史》（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共約五千多頁。

　　 在台大我一直講授英國文學史第二年課程，有一年顏元叔先生出國，由我代課，上了英國文學史第一年課程。此課我在中興大學教過四年，有過相當研究。同一星期之內要按不同的進度調整自己的思緒，在二年級的教室講八世紀北海英雄史詩〈貝爾伍夫〉（Beowulf），甚至還須放一兩次古英文發音的唱片。第二天則在三年級班上費力地闡釋十八世紀奧秘浪漫詩人威廉．布雷克〈心靈旅者〉（William Blake，1757-1827，The Mental Traveler），此詩描寫兩個反方向轉動的循環，自然與人生，其中奧秘實非課堂中可以完全闡釋。我在中學時曾讀過一篇英國人寫的文章，他說人腦裡似有許多隔間（compartments）儲藏不同的知識。我在腦中清清楚楚區分英國文學史各階段重要作品，各自為它的時代璀璨發光，所以自己並沒有時空混淆或時代錯置（anachronism）之虞。

　　 我回到台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擔任中文系和歷史系研究所共同開設的「高級英文」課程，它是我最穩定、最強大的挑戰，也是我最樂意接下的挑戰。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文學院研究所的學生都有進修的企圖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歷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夠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閱讀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須加強。一九七○年，我開始教第一班時，為測量他們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關世界文化的英文單篇文章，給他們讀後回答我一些問題。我驚訝地發現，這些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很少讀過西方文化觀念的作品，更未曾有過與一本本英文原著奮鬥的經驗。我認為要達到任何語文的深處（advanced depth），必須由完整的書才能看到比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閱讀零星的選文，所以我希望上學期至少讀兩本，下學期讀三、四本。當我說出這個計畫時，引起一陣輕聲的驚呼：「怎麼？要讀五六本原文書嗎？」但是，我了解，台大研究所學生不會承認什麼是「困難」的。

　　 我自幼讀書，最愛那些令我反覆思索的書。在美國讀書或到歐洲訪問，關注比較文學的領域，以東方人的心態（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觀點看中國豐美的文學，往返之間，天地極寬，可以與這班學生認真討論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計劃。選取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的書，對我不是難題。

　　 對我最大的難題卻是如何在同時對不同領域的人說話。中文系和歷史系是我所尊重的專業領域，他們在校選修的課程不同，未來進修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們共同的興趣，達到「高級」英文的程度？唯一可行之路，也許是訴諸於共同的文學心靈。

　　 那時是以美蘇為主，冷戰熾熱的世界，台灣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後，禁書名單很長，可作為教材的英文資料多來自美國，最「前衛」的新書只有極少數在台大附近，如歐亞、雙葉等幾家書店，照相盜印文化、心理或哲學方面的書，裝訂非常簡陋。幸好可以流通的《時代》（Time）雜誌，每期有十大最暢銷作品（Ten Best Sellers）的名單，分為小說與非小說兩種。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幾家書店買到，據說是有一些越戰美國軍人需要，所以我經常到中山北路尋書。常去的是敦煌書店，書單出來後就可以買到翻印本，「效率」極高，也是一種盛況。我至今記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著新出的洋書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連夜讀著。我能用作教材的書必須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興趣的書，文字優美清晰，政治立場並非那時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必須是學生買得起的台灣翻版。

　　 雖然我並未按年詳記，但即以今日記憶搜集所及，我們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種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間西方文化關懷的變化，它們在台灣被翻印和閱讀，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那十八年上我那門文學院「必選」的高級英文課的學生，被我逼迫研讀原文書，必須回答我隨堂測驗的無數個「為什麼」（“why”）。那些問題必須要讀完全書才能用英文回答，沒有逃避或取巧的門徑，一年中大約問答了近百題。十八年歲月，我竭心盡力將這門課達到可能的「高級」程度。那四百多位青年，而今都約五十歲左右，按人生自然的栽種和收穫現象，多數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他們今日戲稱為「黃埔一期」的學生，多數在學術、教育、文化界服務，不乏在文史領域有傑出成就者，黃俊傑、陳萬益、呂興昌、張淑香、陳芳明、陳芳妹、杜正勝、陳秋坤、林馨琴、周伯戡、葉其忠、林瑞明等，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聯繫。

　　 顏娟英與陳芳妹為我主編的筆會英文季刊撰寫文化藝術資產專論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編輯《齊世英先生訪談錄》時大力協助。陳幸蕙多年來伴我飲茶談心。二○○四年我去美國小住，她在台北與隱地全力主編，將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出版；一九八○年以後的鄭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筆會季刊選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最真實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陳昌明、康韻梅、張鈞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車禍，他們不停地去汀州街三軍總醫院看我，令年輕醫生們非常羨慕。如今他們都已是社會中堅分子。即使我最後一班學生也都各有成就了。這十八年間無論各人遭際，政治立場等等如何不同，我們師生之間的「革命感情」是不變的。

　　 離開我的教室之後，他們投入現實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總該有幾個人是我的知音，在他們中年的喜怒哀樂中，記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葉林中聽到的聲音。若如此，我的一生即未白活。

（本文摘刊自天下文化出版作者新書《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