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個人在說話。
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正為他創辦於一八九七年的商務印書館，邀請南洋公學編譯院院長張元濟，主持館內編譯大局。

二人站在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群夢未醒的歷史風口，張元濟答應了。出於一份知識份子對文化啟蒙的抱負，張元濟深感普及大眾的教育需要一個「載體」，而出版，正是一項「傳播工具」，他投射出一個鮮明觀點：「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類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

一九○三年，高夢旦任職商務印書館，並於一九一八年擔任編譯所長，當他在尋覓接任人才時，最屬意新文化領袖人物胡適，他這樣對胡適說：「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胡適如此承認：「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比得著什麼學校更重要。」但他自覺年僅三十，於是舉薦自己的老師王雲五。王雲五自一九二一年接任編譯所長，商務印書館蒸蒸日上，以海納百川的瞻矚，結合第一流人才，成為繼北京大學後，為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最重要的組織者、出版者和傳播者。

這是曾任聯合報社長的張作錦先生，在他＜故向書林努力來＞一文中，所敘述的一則動人史事。那為一個出版機構灌注精氣的，正是凝聚了諸多智慧心眼的文士神采，流風所被，推助了一代歷史風潮。

就像一百一十年前，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敏睿的眼睛為社會的蒙?開窗，天下文化發行人王力行回顧與高希均教授一起創辦天下文化時，悠悠往事彷彿也隱涵一扇視窗的開啟，她說：「在二十五年前的時代氛圍裡，高教授的角色極具使命感，他的核心信念就是傳播進步觀念。高教授有一個自我觀照，過去在大學教書，一學期就算教上四個年級，也不過二百人；寫書就算暢銷十萬冊，畢竟還是有限。但若從事出版，匯聚的是眾多卓越之士的知識精華，在傳播進步觀念的效率上，影響力不言可喻。」

正是來自創辦人的這番觀照，一九八二年，「天下文化」誕生了，那時候它有一個前身名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

這個誕生，甚至更可遠溯到前此的二十年。那是一九六二年，青年高希均正在美國讀書。當時被譽為「經濟泰斗」的韓森（Alvin Hansen）教授，被邀請到密西根州大學講學，高希均註冊時，已超過他規定的二十名研究生。由於內心渴盼聆聽大師授課，高希均找到韓森當面請求。韓森看到他熱切的眼神，微笑地說：「年輕人，聽不聽我的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果真想多學，那麼好好地研讀這份講授大綱及讀書目錄。」接過那份書目，高希均如獲至寶。韓森歡迎高希均來聽課，但是提醒了他一句話：「重要的理論都在那些書及文章中，『口授的』怎比得上『寫下的』來得嚴謹？」

這句話，「『口授的』怎比得上『寫下的』來得嚴謹？」自此影響高希均的為學態度，寫下的「書」從那一刻起在他心裡生根。

一個用「書」堆疊起來的生命歷程，高希均穿越讀書、教書、寫書、出書猶如穿越寶山的一條隧道，洞口那端天光下，一個出版社如花開放，開放在台灣生命力飛揚的一九八○年代。那時，許多人大聲疾呼「我們缺少經費」、「我們缺少人才」、「我們缺少衝勁」，而高希均看到的是另一種「缺少」，他聲嘶力竭這樣提醒：「我們最缺少的是進步的觀念！」

這個「缺少」，高希均要以一個出版社作為彌補的社會力量之一，他這樣定義「進步的觀念」：「在尊重法治與民主之下，這些看法與論點能夠促進經濟效率、社會公平與文化進步。」

於是，「傳播進步觀念」成為天下文化的精神主軸，那是開啟一切的核心符碼，任何一個書系，任何一本書，任何一篇文章，都以此作為引流的動力。一如打開窗戶，風就流進來了；打開視窗，世界就流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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