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對我啟發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Havel）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以深耕台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1973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 Essayist, Novelist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一九七○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大出版社很難想像那種「孤寂」。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ew Voices）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敻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Nancy Ing）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 One Leaf Falls 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坦誠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節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詳見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