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禁要掌穩方向，注意礁岩，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些白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註1：採用胡耀恆翻譯：《中央日報》「全民英語專刊」（91年4月15日）。

（詳見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