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我們」

　　 出版期刊是個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參加教授訪韓團期間，結成談心的朋友，回台後也常參加我和蘭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來。十餘年間，每月或隔月聚會，每聚都興高采烈地說最近寫了什麼，譯了什麼，頗有各言爾志的舒坦和快樂。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結成好友卻是由於書緣。我最早讀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認為那才是一個讀書女子該寫的遊記。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學院十六教室上課，迴廊上有一位女老師穿著一雙黑色的半統靴子走過，後來學生告訴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師。創立比較文學會的時候，她和鄭騫、葉慶炳先生是中文系的發起人。初期開理事會，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開會也因為只有我們兩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間客房。到韓國訪問第一天，車行出漢城郊外，旅館旁有農家，大白菜和蘿蔔堆在牆旁，待做漬菜，令我想起童年在東北家鄉看著長工運白菜入窖，準備過冬。晚上與文月談起我們的母親，雖已倦極，竟談至夜深仍感嘆不已。教授訪韓團之後，我們又同去日本，十餘天中，兩個人休戚與共，有許多的感想與看法可談。

　　 一九七二年起，她沈潛六年，精譯的日本經典之作《源氏物語》由《中外文學》以五冊形式初版，應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學術譯本，令我甚為佩服。文人好談不朽，這才是不朽的功業。在我們聚會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樣子，常常是那個「你愛談天，我愛笑」的笑者。發表意見，也是語調沉穩，不著急的樣子，也許是因為她比我年輕十歲吧！《源氏物語》之後，她接續譯成《伊勢物語》、《枕草子》。就在我們四人一次餐聚時，海音說要幫她出版新譯的《和泉式部日記》。下個月再聚時，初校本已印出來了，海音問她可否在一星期內初校完成，我在旁說：「大概三天就會校好。」果然，這本雅致的書，加上郭豫倫先生的封面設計，不到兩個月，純文學出版社最後的紀念本已經問世了。

　　 不久蘭熙病了，失去記憶。在文月隨夫移居美國之前，我們經常在兩家之間，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口，一家名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說不完的話，她還幫我做筆會季刊的封面等等。我們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們走來走去，互相看著，倒都是一閃即過罷了。有一天，窗外一個人站著往裡看，然後走進店來，是主編中央日報副刊的詩人梅新。他走到我們桌前說：「我們常常在想，你們兩個人都說些什麼呢？」那天正好我們正忙著季刊一百期紀念號的封面，文月正幫我剪許多桂樹的葉子，貼成一個桂冠花環，中間嵌上刊名“Chinese PEN 100”。不久梅新病逝，我們覺得那天好似來作告別。

接任筆會主編

　　 起初接主編的時候，我常望著編輯桌旁架子上那一排排季刊，它們和市面上一般雜誌很不同，沒有一張廣告，沒有任何裝飾，多麼像是一本本的書啊！我要給它們書的內容、書的精神和書的永久性，而不只是與筆友定期對談，說些近日的收成。我要給每一本季刊一個主題，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現，讓它可以獨立存在。

　　 第一個來到我心上的主題，是半世紀以來台灣出版量很大的「軍中文學」，有時被整體稱為「鄉愁文學」。實際的原因是一九四九前後，來台的外省人大多數與軍隊有關，中國軍中一直有儒將的文化傳統，來台之後，有些人退役去辦報或雜誌，有人去教書；年輕投入文學寫作的成功詩人有紀弦、覃子豪、商禽、余光中、洛夫、弦等，他們最早的作品經常以鄉愁為題材，很多是有血有淚的好文章，不能用後來的政治觀點一概貶為「反共八股」。

　　 在眷村長大的第二代，受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有寬廣的視野，有才華的更汲取了世界文學各種技巧。台灣經濟繁榮之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創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學獎，猶如旺火加柴，鼓勵了許多第二代作家，愛亞、孫瑋芒、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蕭颯、蘇偉貞、袁瓊瓊和張啟疆等，我經常邀為決審委員，或擔任頒獎者說些勉勵的話。我不僅是他們最早作品的最早讀者，也得以看到一九八○年後整體的發展。一九九○年起，我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召開「台灣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即以「眷村文學」為名，分析「鄉愁的繼承與捨棄」。七年後，再度發表〈鄉、愁俱逝的眷村──由張啟疆《消失的》往前看〉；又於香港中文大會宣讀〈二度漂流的文學〉，以及連續在筆會季刊出版三期相關主題的英譯小說、詩、散文，均專注且廣泛地研究台灣文學這一面的深層意義。二○○三年我與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離散的故事》，英文版書名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中英文版各一冊，算是作個總結，也了卻我自己一個心願。

　　 另一些我在大量閱讀後編選的主題有：「現代女性處境」、「書」、「你是誰？──不同人生」、「台灣科幻小說」、「自然之美與情」、「童年」、「親情」、「鄉土變遷的記憶」等。每一期的原作都很精采，編譯成集，值得讀後思考。

　　 我記得一九九四年春季號是因為讀到韓秀《折射》中一篇〈你是誰〉而深受感動，這篇作品敘述她的身世──美軍父親，中國母親的女孩在大陸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我另外找來台灣詩人蘇紹連〈蘇諾的一生〉和美國生長的華裔青年的故事〈浮世〉，合成一集，探討那一代的青年，因政治的環境不同而面臨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那年的冬季號主題則是親情，有羅蘭〈時光隧道「小時候」〉、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袁瓊瓊〈鞦韆〉，心岱〈落髮離家時〉和陳芳明〈相逢有樂町〉。有位澳洲的筆會讀者來一封長信，說她讀時如何懷念她父親在相同的時代所遭遇的戰爭，可見同樣的感情是不分國界的。

　　 一九九五年秋季號主題「自然之美與情」，是受劉克襄散文集《小鼯鼠的看法》觸動，以如詩的散文書寫自然界的生靈，是一個純淨心靈對大自然、對生命的看法；同時又受到陳煌《鴿子托里》的啟發，文字優美，開展自然知識的視野。這兩本書至今仍是我的珍藏。天生萬物，生存奧秘之美，在三、四十歲這樣年輕作者的筆下，充滿了詩意的關懷，不僅出於熱切的保育觀念，更是目睹所謂文明對生態破壞的無奈。這樣的寫法，也許只有現代台灣才有。台灣地少人多，文學對土地之愛常充滿了感謝與珍惜，而這種溫柔的、悠閒的心情，只有安居歲月才有。我認為近幾十年的山岳、海洋、生態保育的作品是現代台灣文學的特色。這本季刊發行近四十年了，對台灣的文學可說是一座忠誠堅固的橋。未來研究台灣文學史的人，當會與我們在這橋上相逢。

　　 即使沒有「我們台灣」的使命感，翻譯本身實在已是個相當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須當你已能達到兩種語言的很高領悟層面，可以優遊於兩種文化的情境，進出自如，才能做文學翻譯，字典反而只是一種輔助，一種驗證而已。我和這個團隊快樂相聚、工作，談文學內行話，有時默契於心，進而關心彼此。雖然「耽誤」了我的創作歲月，卻也是愉悅充實的。對於年輕的譯者，應該是更有意義的。

　　 我為筆會季刊奮鬥了八年，加上前面蘭熙的二十年，後繼者八年，已經英譯短篇小說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詩近八百首，藝術家及作品介紹一百三十多位，幾乎很少遺漏這三十六年台灣有代表性的作者。國際筆會總會每年兩期，幾乎每期都有台灣作品的轉載，有時封面也用我們的圖片，如一九九三年秋季號「野塘殘荷」。我不知會不會有一天，有人寫國際文化交流史，寫到「我們台灣」曾這樣堅定地隨著季節的更換，以精緻素樸的面貌，從未中斷地出現，而讚嘆我們這份持之以恆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侷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許多年中，我當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所以一九九○年，文建會主任委員郭為藩先生邀集「中書外譯計畫」諮詢委員會時，我欣然赴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建議，大家開出待譯的書單、可聘的譯者和審查者。開會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親自主持，認真傾聽，討論進行的方式。文建會也確實編列預算，突然郭先生調任教育部長，接下去五年內換了三位主任委員，每一位新任者都邀開同樣的諮詢會，但都由一個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會議紀錄研究一番，批評兩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謝謝諸位寶貴的高見」的小官僚話，然後散會。這樣的會開到第三次，我問那位主持社區文化專家的副主委：「為什麼要重複討論已經議定的事項？」他說：「換了主委，遊戲規則也得變。」我說：「我很忙，不與人玩什麼遊戲。」站起來先走了。從此不再「撥冗」去開那種會，對台灣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詳見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