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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曾在錢鐘書的書?看到一段他描寫當時的大學教育狀況,大意是:理工科看不起文科,文科?外文系看不起中文系,中文系看不起哲學系,哲學系看不起社會系,社會系看不起教育系,教育系……也許這只是一種嘲諷。但時代推進半個多世紀了,這種現象似乎或多或少仍存在。普遍的狀況是,理工科在初入職場容易找到工作,平均待遇較高,念文科,尤其中文,許多人認為那根本不是專業,人人都能說會寫,中文在網路時代的異化及程度低落,少有人重視。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Q2: 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Q3: 台大學風自由,考進來門檻高,一向也被社會(尤其是媒體)放大檢視,近來常有爭議話題。譬如學生上課吃東西,漂亮女生頻頻影視亮相,不排斥當Show Girl……引來師長批評,您認為這些問題牽涉到「公德」、「價值觀」、「行為模式」、「社會期待」這麼大的議題嗎?
Q4: 富士康十二跳產生大震撼,雖然各種聲音、各種猜測不絕於耳,但有一種聲音是:社會貧富差異過大、單傳、其來有自的奉養至上價值觀,造成年輕人內心壓力,進而出現撫恤金效應。這?面也許就有文化與心理的討論空間,您的看法如何?
 
Q1: 曾在錢鐘書的書?看到一段他描寫當時的大學教育狀況,大意是:理工科看不起文科,文科?外文系看不起中文系,中文系看不起哲學系,哲學系看不起社會系,社會系看不起教育系,教育系……也許這只是一種嘲諷。但時代推進半個多世紀了,這種現象似乎或多或少仍存在。普遍的狀況是,理工科在初入職場容易找到工作,平均待遇較高,念文科,尤其中文,許多人認為那根本不是專業,人人都能說會寫,中文在網路時代的異化及程度低落,少有人重視。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現在的大學與錢鐘書時代有很大的不同,人數多了,生態更活躍了,大家不再有興趣作系科之間的簡單比較。但是,中文系自己確實應該反省:這到底是什麼專業?我們讓學生學什麼來了?學了有用嗎?台大中文系的情況我不清楚,大陸很多大學的中文系問題相當嚴重。沒有特別的專業知識可學,老師又不鼓勵創作,因此只學評論。

  但是,評論什麼呢?評論文學沒人看,評論別的又不會,因此把評論轉化為"大批判",也就是罵人、整人。他們又膽小,不敢罵官場,只敢罵文人,沒有什麼可罵就造謠。我二十年來遭受的大量誣陷、誹謗,每一個作者都畢業于中文系。對此我並不生氣,只為一個專業的整體無聊而悲憫。

 
Q2: 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

  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很多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政府部門都參與了。簡化漢字不僅僅是減少筆劃,還包括精簡總字數、減少異形、異讀、古讀等等工程。

  據唐德剛先生回憶,大陸在五十年代公佈的簡化漢字方案,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看了還不斷地擊節讚賞。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簡化,是古代書法家們寫草書時已經反復用過的。時至今日,一個人選用哪種字體都是自己的自由,現在由電腦轉換字體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強令改變十多億人的文化習慣,卻缺少足夠的理由。

 
Q3: 台大學風自由,考進來門檻高,一向也被社會(尤其是媒體)放大檢視,近來常有爭議話題。譬如學生上課吃東西,漂亮女生頻頻影視亮相,不排斥當Show Girl……引來師長批評,您認為這些問題牽涉到「公德」、「價值觀」、「行為模式」、「社會期待」這麼大的議題嗎?
 

答:這些事完全不牽涉到「公德」,卻確實與「價值觀」、「行為模式」有關。我除了不贊成上課吃東西外,並不反對台大的漂亮女生在影視亮相。周圍師長士的觀念,如果至今還鄙視影視的文化價值,無視美麗的文化價值,這未免有點保守。一所著名高等學府的魅力在於,即使自己的畢業生成了影視明星,也能在眉眼談吐間展現出非同一般的風範,讓人們感受到世間美好元素從內到外的精妙組合。

  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深刻地改變了歷史面貌,但細細一看,那時並沒有出現深奧的學術論文,而只是由一批感性的藝術家刻畫了人的美好,尤其是人體和容貌的美好。只不過,這些美好散發著一種震聾發聵的優雅和高貴,使人知道「人」是什麼。而且,這一切都立即變成了廣為傳播的公共審美,出現在佛羅倫斯和羅馬的街頭、教堂,出現在人頭濟濟的熱鬧場合,而不是出現在森嚴肅穆的研究院。這件事,應該給我們一點啟發。

  我這麼說,並不是鼓勵更多的高材生去上影視。真正才貌雙全又具有廣泛吸引力的人物在任何大學都是罕見的,我們不應該把罕見的現象當作常規來討論。如果上海的哪所大學一直在擔憂學生們都成了姚明、劉翔怎麼辦,這是不是有點可笑?

 
Q4: 富士康十二跳產生大震撼,雖然各種聲音、各種猜測不絕於耳,但有一種聲音是:社會貧富差異過大、單傳、其來有自的奉養至上價值觀,造成年輕人內心壓力,進而出現撫恤金效應。這?面也許就有文化與心理的討論空間,您的看法如何?
 

答:一聽便知,這種聲音來自大陸之外的社會評論家們的猜測。其實,這些年輕工人的父母親,都只有四十出頭,正當盛年,他們的子女不會為了"奉養"幾十年以後的他們而以生命代價來換取撫恤金。更何況,今天的中國大陸,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賺錢的機會和方式太多了。貧富懸殊更不會成為自殺的主因,世上沒有哪個窮人會把自己去與富豪作直接對比,更不會在對比之後自殺。相反,我到過世界上很多極端貧困地區,那兒的人們往往比富人還快樂。

  我認為,富士康跳樓事件具有更深刻的原因,甚至涉及到生命哲學。昔日的土地之子成了告別土地的闖蕩者,這是一種勇敢,沒想到這種勇敢立即走向了反面,那就是失去生命自主的機器化動作。比機器化動作更嚴重的刺激是:即使把自己放在一個單位?,也只是四十萬分之一!對土地之子來說,這是生命的"墜落型"失重。失重後的生命飄如遊絲,輕若煙霧。這時候的他們,什麼也不考慮了,包括責任,包括前途,包括父母。再小的因素,也能把他們吸附到夢幻般的懸崖絕壁。

  我這麼說,並沒有批評富士康得意思,而是在表述一種群體生命的當代困境,哪個國家都會遇到。生命困境的積極成果是產生新的哲思和生態,而消極成果則是結束生命本身。

 

 

 
< 摘自 台大的閃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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