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關東軍在南滿鐵路皇姑屯站炸死了張作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一夜之間占據了瀋陽，造成中國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變」。對於我那自以為苦盡甘來的母親，這是青天霹靂，剛剛揮別的那個充滿孤寂回憶的冰雪大地，成了一個回不去的故鄉，鍾愛她的父母將難於重見了。

　　 對於我父親，這一天似乎是遲早會到來的；自他五歲看到日俄戰爭的砲彈落在我家後山之後，自從郭松齡為改變東北命運而戰、兵敗後被曝屍瀋陽廣場之後，雄踞東北的張作霖被炸死之後，他的兒子張學良匆促繼承霸權，既無能力又無魄力保護偌大的疆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東北成為一片幾乎茫然無主的土地。故鄉斷送在「家天下」的無知之手。令人何等悲憤！

　　 日本人從世紀初修南滿鐵路貫穿東北半壁江山，已處心積慮等候這一天三十年了。日本關東軍自九一八之後控制了所有對外訊息，鐵路、公路、電訊全都切斷。但是從瀋陽到黑龍江，他們一路受到地方自衛力量的抵抗，一年後才全部占領。至一九三四年，成立滿洲國，做為一九四○年「大東亞共榮圈」起點，準備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這漫長的一年，張學良在哪裡？縱橫天下的奉軍而今安在？

　　 一夜之間，中國好似在睡夢中被砍掉了腳的巨人，突然驚醒，全國遊行，呼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復土！」但喊聲只有自己聽見。那時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時代，有制裁力的強國幾乎全是殖民國家（英國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獨立，法國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獨立，她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數千萬亡魂所換得的）。當時的國際聯盟為九一八事變曾組成一個「李頓調查團」，然而毫無成果，世界上從無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變後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思考實際工作的種種可能。自從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二年來，聯絡、布置在東北的工作人員多是教育界人士，瀋陽淪陷後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辦事處；有些人也到了南京報告故鄉局勢，呼籲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龍江省內風起雲湧的義勇軍。張少帥繼承的奉軍精華已在他聲稱「不抵抗」的情況下撤入關內，地方上不甘坐待淪亡的人，有槍即起。稍大聲望的稱為義勇軍抗日。

　　 無數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平津；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那時的中央對東北局勢既無認識亦無對策，我父親知道唯一能做的只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了解實況。這是東北人稱為「挾著腦袋幹」的孤注一擲。

　　 他先辭掉中央工作，在極端祕密中（只有陳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經商的趙姓商人護照到日本神戶換船轉往俄國海參崴，乘兩天一班的火車經綏芬河到哈爾濱去。到哈爾濱，住進一家白俄人開的旅館，找到了仍在變局中苦撐的吉林同志徐箴（電話局局長，勝利後出任遼寧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初撤退來台時，由上海搭太平輪，全家在船難中沉沒於台灣海峽）、臧啟芳（地畝局局長）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長）等祕密工作同志，得以詳知九一八後家鄉抗日行動近況。遼寧幾乎全部被日人占領，只有荊可獨、許俊哲和石堅（字墨堂，抗戰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處死刑，他手下大將，年輕的律師梁肅戎被判十五年監禁，勝利時幸獲自由，撤退來台灣另有一番奮鬥）等人以文官身分掩護發展義勇軍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占領之前活動最有力的是韓清淪和蓋文華，他們策畫當地東北軍與民間武力結合成為聲勢浩大的義勇軍，抵擋日人北進，在長春血戰一月後終於被日人占領，蓋文華與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頭顱掛在城樓上。

　　 齊世英從哈爾濱出發，經由王賓章、宇章五兄弟負責的最北據點——黑龍江臨時省會海倫，去會見當時聲勢最盛的義勇軍首領馬占山和蘇炳文等人，了解到他們彈藥缺乏，裝備與糧食補給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張家軍隊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遠在數千里之外，交通已切斷，義勇軍只有赤手空拳、滿腔熱血和刺骨的朔風，無法阻擋日本關東軍。大局既已無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勸服他們不要投降，武力不能為敵所用，亦不可妄作犧牲，盡一切能力安頓義民回鄉，留住潛伏呼應的愛國之念。日人在一九三二年占領黑龍江後，他協助安排馬占山與蘇炳文進關，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與歡迎，對日後全國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東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將敵後工作做了聯繫的安排後回到南京。蔣委員長對他說，政府在上海成立東北協會，從此由他負責中央與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聯繫，以及東北進關人員的安頓事宜。作長久的打算，決不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