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漢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鎮新臺子。外祖父是位富紳，家裡開了磨坊，田產很多。一九○四年，他陪一位縣督學蔣先生到「范家屯小學」視察，對小西山村來的齊氏兄弟齊世長（世英的二堂哥）和齊世英印象深刻：兩人立志升學，長大了要報效國家。那天，在修身（公民）課上，他們聽見身量瘦小的齊世英問老師，為什麼日本人和俄國人（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年）在我的家鄉打仗？他小時上私塾時，看到南山頭的砲戰，俄國人跑了，日本人得勝，停戰之前日軍曾在我家莊院駐留一兩個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來。幾年後，裴家與蔣家託地方上體面人士來提親；蔣督學的女兒和我二伯父同歲，裴家小姐毓貞與我父親同齡，在容貌上可說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門當戶對，雙方家長同意就訂了婚。那時我父親與二伯父已去瀋陽唸中學，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暑假中，我父隨家中長輩到新臺子鎮去，說想看看裴家莊院種的東北稀有的葡萄樹，就看到我十四歲的母親。她對那見過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錯，覺得比嫁給鄉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約有一些美夢，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從此對外面世界也有相當憧憬。

    我父親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響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歲，充滿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瀋陽，他就剪了辮子，九歲的弟弟很羨慕，也自己剪了辮子。他跟著哥哥去總督府前參加請願開國會，跪了好幾個鐘頭。初中的時候，因為不滿學校的課程，兩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國教會辦的新學書院，之後又赴日求學。我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官費，進東京一高，一年後分發到金澤第四高等學校。就在十九歲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婦——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父親不肯回去，祖父請一位堂叔專程去日本說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我父親一直到老了還跟我們講，那時若要他結婚，他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紅衣、臉不蓋紅布，他要騎馬，不坐轎。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婦帶到外國，跟他一起讀書。如果答應，他就回來；如果不答應，他就不回來，家裡都答應了。等他回家，除了讓他騎馬之外，其他全按老傳統辦。他一個月後就又去日本。

    我母親十九歲嫁到齊家之後，十年間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有形和無形的門。我父親是獨子，傳統中所有媳婦該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製衣服、納鞋底、繡鞋面，最舒心的是繡枕頭，自己畫花樣。她沒有朋友，沒有所謂社交，每年能回兩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蕩了。在我記憶中，在家鄉的母親，不是垂手站在桌邊伺候祖父母吃飯，就是在牧草中哭著。十年間，我父親曾在暑假回去過四、五次，最多住兩、三個月。有一年，我母親懷孕很想吃櫻桃，那時櫻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鄉下就有挑擔子的小販，從鎮上到各鄉村兜售。有一天小販來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歲的父親就跑到村口去買，沒袋子裝，就用長袍的大襟兜著櫻桃回來。那一兜櫻桃，從村口走到莊院，九年中支撐她許多孤寂的歲月。

    這一年，他從日本回家過暑假，說毓貞這名字俗氣，為她改名為純一。

    支持著母親在孤獨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的力量當然是哥哥和我的誕生。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親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兩年春天生我，三年後我的弟弟振道出生。在人丁稀少的齊家，我們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義。但是在那個年代，醫藥落後，幼兒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歲那年在室內跑跳，雙手按上了火爐，帶去瀋陽治燙傷，住在姑姑家被表妹傳染了腦膜炎，十四天後就死了。

    我母親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實，哭泣自責，漸漸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在傳統社會，一個年輕媳婦「沒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在夕陽餘光中躲到牧草叢中哭泣。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雪融之後，她還帶著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墳，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松樹，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在我母親哀切幽咽的哭聲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帶回家，祖母說是芍藥花。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種高貴的嬌美，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它在我日後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親從祖墳回家後，常呆呆地坐在炕沿，雙眼茫然看著窗外，連祖母喊她有時都聽不見。每年清明上墳之後，大地解凍，生出許多蕨草，有一種名叫「曲末菜」，苦澀鮮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對岸荒地挖曲末菜，我當然高興跟著。到了荒地，看一陣陣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飛回，雁聲淒楚。母親常常站起來，癡望許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