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大批判簡報和申訴書底稿後面，又有迴形針別著一堆紙條。
　這些紙條我看第一遍時沒有看懂，再仔細地看第二、第三遍，終於，淚滴落到了這些紙條上。
　這是一些借條。
　這是爸爸寫給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借條。
　他知道這些借條基本不會有用，卻會招來批判。批判時必須應答有關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這些借條，從文字看非常平靜，例如：

　我母要回鄉長居，回鄉的路費、房屋的修理費和日常生活費，共需要大約一百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裡隱藏著我家的一場大悲劇。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在僅存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害、一個被關以後不得不獨自回鄉，卻不知在鄉下何以為生，爸爸在隔離室裡毫無辦法。
　我沒想到的是，他還是拼將兒子的最後責任，寫了這張借條。這張借條換來多少次批鬥，多少次毒打，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又如：

　我領養的外甥女定於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場結婚。我和妻子商量了，準備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再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們能勉強成家，大約需要一百五十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張借條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當年在姑媽的追悼會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過這個週歲嬰兒立誓終身不婚要來養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奪過來交給我媽媽的情景，我已寫過。在爸爸寫這張借條時，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終身未婚，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對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與前去探望的媽媽商定，所送婚禮必須由叔叔留下的那隻箱子來裝載，而且稍稍像樣一點。這是一個善良家庭幾十年來一個共同行為的落腳點，但造反派怎麼會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這些話呢？
　追悼會上的奪嬰，終身不婚的許諾，「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祕語……是他內心深處的默默承載，連我們當時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卻成了一首聖潔的家庭詩篇。
　還有這張借條：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個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約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這句最普通的中國話，需要注釋一下才能顯現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災難年代規定的每個中國人的用布標準，這個標準也包括邊遠地區最貧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凍，我家還沒有用過一寸！這是連當時全國最貧困的家庭也無法想像的了。當時，由於我們幾個子女外出，家裡的戶口剩下了五個人。爸爸借條上的短短一句話，今天讀來還毛骨悚然。
　我可斷言，這是爸爸在隔離室裡裹著那件破棉襖瑟瑟發抖時寫的借條。當然還是無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溫暖。

四、
　爸爸寫的這些借條，使我產生一種震動。妻子見我長時間發呆，以為我是過度悲痛，其實，我是在又一次體認爸爸，並向爸爸懺悔。這種懺悔的強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僅沒有與造反派打鬥，反而向造反派借錢。借錢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麼事業，而只是為了家人衣食。這種姿態，看來很低很俗，卻給了我當頭一擊。
　這些事，本來可以由我來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為我畢竟沒有被關押。但是，我卻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人格氣節，連想也沒有想過。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問自己：為什麼當時不與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們靠近一點呢？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好人，我如果與其中一、二個人傾訴我家苦難，他們如果產生惻隱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組織的名義去找我爸爸單位的造反派，爸爸的處境一定會有所改變。我為什麼不可以給造反派一個笑臉，換下爸爸寫給造反派的一張借條？
　那麼，接下來，我放棄的機會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說的那樣，當時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這當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確實也概括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態度，我卻為什麼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當然絕對不可能去參與那些傷害他人的大批判，但當時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稍、空洞的跟風之作，我如果放鬆身段，也跟著寫幾篇，那麼，就不必在全家最艱難的歲月裡發配到外地農場去了，不必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間老屋裡去了，極有可能換得稍有權勢的人的一點照顧。也就是說，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寫一些，爸爸又何必錐心泣血地寫那麼多？
　以前，我一直滿意自己在災難中堅守著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則，這當然不錯，但在這個原則之下，應該還有一些活動空間來救助家人，我卻把這些空間堵死了。我錯誤地認為，所有的空間只有黑白分明的兩半，而不知道中間還有不小的灰色地帶。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則之外，我哪裡分得清還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汙濁充塞，所謂乾淨也只是一種自我幻覺。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誹謗嗎？我知道中國應該走什麼路嗎？我知道國際的價值標準和人類的終極關懷嗎？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與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別，連自認為在血淚縫隙間的學術寫作，現在一看也愚鈍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後幾步，放低姿態，儘量減少一點爸爸、媽媽和全家的實際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親情，應該讓位於社會大道。歷盡災難方才明白，家庭親情本是社會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饑寒交迫的時代，更是這樣。
　我的新課本，就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溫飽。但顯而易見，他比我崇高。作為他的大兒子，而且是他被關押後家裡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難言。
突然想起了我們學院的陳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寫到過，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裝要槍斃他的時候，一步步走到牆角後突然回身跪下，懇求道：

　小將，小將，
　不要開槍！
　我下有妻兒，
　上有老娘……

　這事我當時聽到後因聯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淚，但還是沒有參透其間深義。陳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時老學究，把槍斃當真了，因此他的「臨終」表現完全出於本能。他沒有喊政治口號，沒有擺學者風度，也沒有發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懇求了，而且把歹徒稱作「小將」。這種種動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幹將們知道，一定會上綱上線為「沒有骨氣」、「卑躬屈膝」、「軟骨蟲」、「怕死鬼」、「叛徒」、「漢奸」，就像當年的歹徒們宣布他的槍斃理由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寫詩作文卻不與國民黨鬥爭」一模一樣。但我現在看來，再也沒有別的作為，比陳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動作更能揭示一場災難的恐怖本質的了。
　與我爸爸一樣，陳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樣是一個有家庭責任感的中國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