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記憶文學《借我一生》
卓嘉麟

一、
　余秋雨先生的父親在年前去世，家人打開他天天緊鎖的私人抽屜發現了大量的文字資料。這些文字資料為什麼留存到生命的最後，卻又不願意在生前讓後輩看見？由這些疑問出發，余秋雨先生開始逐一尋訪自己前輩的人生歷程，發現最重要的答案已經隨著父親的去世而永遠失去。這種幾天之間的咫尺天涯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寫作衝動，並找到了文學感悟的基點。

二、
　父親的人生歷程牽涉到祖母、祖父、叔叔、姑媽，又牽涉到母親、外公、外婆、姨媽、每人都是典型，組合成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一次次闖蕩上海、又一次次敗退回鄉的兩個浙江家庭的興衰史。余秋雨先生從童年開始，用近似於《鐵皮鼓》中那個小男孩的目光，注視著長輩們的一切，也注視著一九四九年以後浙東農村的社會變革和人情世故。隨著年齡的增長，一直注視到這些親人的坎坷、遭難、直至死亡。
　《借我一生》以這些普通人的群像，勾畫了一部真切具體的現代民間生態史。

三、
　由於一切由自我感覺出發，全書的主角很快從前輩轉移到作家自身。因此，現代民間生態史只是成了背景，真正的著筆重點是一名當代文化學者的成長史。這中間，包含著作者對於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對於由「大揭發」和「大批判」組接成的整人模式、對於二十幾年來經濟轉型和文化保守主義之間的巨大落差、對於仕途和學界的社會百態，特別是對於文化災難的復燃機制和蔓延機制，都作了一系列描繪與思考。

　其中很多內容，與近十年間作者被謠言與誣陷一次次圍攻的話題，構成了有趣的對照。讀了這些篇章後讀者就能明白作者為什麼多年來不作自辯的原因。余秋雨先生在完成本書後告訴記者：「我與父親經常見面，在文革中還為他起草了幾十萬字的申訴書，仍然不瞭解他的許多人生選擇；現在那些大批判專家並不認識我，卻為我編造了那麼多的往事，還評述了那麼多年，實在是反映了中國小市民文化圈最可笑的一個特徵。他們如果哪一天要開始探詢自己父親的人生軌跡了，就會明白臆想他人是多麼荒唐。」

　作者在敘述自己的人生歷程時，表現了一種蔑視災難、不斷突破、立足大地、扣問世界的轉型期精神選擇，也表現了這種精神選擇所帶來的為難與孤獨。

四、
　余秋雨先生不把這本書當作自傳和回憶錄，而是稱之為「記憶文學」，強調了它的文學本性。
　這種文學本性的主要特徵並不是虛構，而是結構。作者發現自己的真實經歷中有一些重要而不具有文學性，有一些則相反，看似不太重要，卻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他便把具有文學價值的部分集合起來，調理節奏和重心，形成結構。這種結構，比虛構的故事更具魅力。例如書中由吳石嶺出發再回到吳石嶺收尾的拋物線結構，吳石嶺中有關半山古書的傳說和幾度讀解，祖母、叔叔、姨媽、表哥的人生遭遇，他們最終以墳墓構築成一部無字天書的玄祕象徵，以及「金牙齒」在關鍵時刻一次次現身的宿命，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學質素。

　此外，作者把妻子馬蘭和岳父、岳母的真實事跡自然地穿插其間，使文學結構更加豐盈和靈動。
　余秋雨先生擅長於文體的創造和實驗。本書以平正、真實的記憶性內容組建成一部文學作品的實驗，以散文筆調貫通成一部史詩的努力，都具有重大意義。

　此外，本書還交糅了體驗與論述、激情與冷靜、宏觀與細節等諸多對立性因素，呈現出全方位的表現力度。余秋雨先生對記者說：「我歷來不贊成處於創造過程中的藝術家太激動，但寫這本書，常常淚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