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藍毛衣

　　時間快轉到1987年初：二十五歲的我正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Kigali, Rwanda)蜿蜒的街道上慢跑。我到盧安達是為了要協助當地人設立一個專為貧窮婦女提供微型貸款(microfinance)的機構。一面跑著，一面聽著隨身聽裡喬庫克（Joe Cocker英國搖滾巨星）唱的「吾友之助」（”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另有譯為「共襄盛舉」），我覺得自己彷彿是MTV中的主角。路上，當地婦女頭上頂著一串串金黃色的香蕉，她們豐滿的臀部時而隨著我耳中的旋律搖擺，連路旁高大的香柏樹似乎都跟著在跳舞。我身在基加利一個晴空萬里、豔陽高照的午後，遠離家鄉。

　　忽然，一個小男孩不知從哪兒突然竄到我面前來，他身上穿著一件毛衣──「我的」藍毛衣，那件我曾經深愛、但後來又遭狠心拋棄的藍毛衣。那小男孩大約十歲左右，瘦得皮包骨，理了個大光頭，還有一對超級大眼睛，身長不及四尺（120公分）。藍毛衣掛在他身上顯得好長、好長，蓋住了他的短褲、細瘦的雙腿，以及突出的膝蓋骨，只有幾根手指頭露在空蕩蕩的衣袖外。但是，毫無疑問的，那正是「我的」藍毛衣。

　　我興奮地跑向小男孩，他緊張地看著我，顯然被我嚇壞了。當時我一句盧安達語(Kinyarwanda）也不通，而他也不會說法語（譯注：受殖民歷史影響，同為盧安達官方語言）。那孩子嚇得一動也不動，我則一直指著他身上的毛衣，全力壓抑自己不要顯得太激動。我輕輕抓住他的肩膀、翻下衣領，完全沒錯，我的名字還寫在那浪跡天涯十多年、越過千山萬水的藍毛衣上呢。

　　藍毛衣可真是經歷了一番輾轉流離。從它的生產地埃及亞歷山大港，到美國的維吉尼亞州，再流浪到非洲的盧安達。離開維吉尼亞後，它可能曾經先穿在另一個美國女孩身上過，然後又回到舊衣站，再飄洋過海抵達非洲。它到非洲的第一站可能是肯亞的蒙巴薩港(Mombasa)，因為那是非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它在上岸前應該已經通過煙燻消毒、捆在一百磅一匝的舊衣堆中。這些舊衣可能包括了美國澤西海灘酒吧裡賣的T恤、過時的大衣，甚至晚禮服。這些一捆捆的舊衣可能先被賣給二手衣大盤商，而他們則會請零售商自行過濾其中無用的部分，挑出他們認為還能賣錢的貨色。不久之後，這些二手衣商人可能就會因此順利擠入中產階級。

　　藍毛衣所經歷的旅程一直提醒著我，世界上的人是如何地緊密相連。我們的行為（或不作為）可以如何在我們自己毫無所知的情況下，悄悄地影響到地球另一端的人。藍毛衣的故事也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看到我的藍毛衣穿在那孩子身上，重新提醒了我去到非洲的目的。在我人生旅途的那個階段，我的世界觀還在不斷修正。我的事業始於跨國銀行，我也因此發現了資本、市場，以及政治的威力，還有，窮人是如何地被排除在以上三種力量之外。我開始想要瞭解，到底是什麼東西阻隔在貧窮與富裕之間？

　　對我而言，前往盧安達是一條既崎嶇又漫長的路途，它是一連串抉擇下所產生的意外結果。這些抉擇中，有些帶著強烈的目的感，有些經過理性分析，有些則是單純地希望自己能夠走上一條人煙較為稀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