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福建鄉下長大的孩子，是家裡的長子。1948年9月，適逢國共內戰，當時我剛升上初中二年級，由於人心惶惶，社會動盪，沒多久學校就停課了，為了不中斷學業，加上三舅在福州頗有名氣的英華中學教書，所以母親要我跟隨三舅到福州繼續上學，等我到了福州，學校也停課，家鄉又遭共軍占領回不去，我只好與舅舅待在福州。

　　由於戰亂的關係，在福州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後來三舅找到台中一中教職，我就跟隨他到台灣來，到台中一中插班就讀初二。父母並不知道我到台灣，因為當時與他們斷了消息。那時我以為一、兩年後就可以回家，完全沒有料到，從此與父母闊別35載。

　　在絕望中覺悟人生

　　我到台灣之後不久，三舅舅找到其他工作，離開台中，留下我一人隻身在台中一中。後來我靠著親戚接濟，才能一步步完成學業。當時的心情是念了初中，不知道高中能不能念；念了高中，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上大學，只有拚命把書讀好。

　　在台灣，我一個人住校，看到其他有家的同學，放了假可以回家，或者平常時候父母親來看他們，心裡很羡慕他們有人照顧，覺得他們很幸福。

　　寒暑假時，一個人住在空無一人的宿舍，沒地方去，只能洗冷水澡，由於學校沒開伙，我連飯都沒得吃。有時候覺得自己很不幸，每到農曆年節，感觸特別深，同學都回家，我卻無家可歸。有時候生病了，悲觀地想不知道哪一天會死掉，躺在床上，我突然覺悟：「你再怎麼自憐也沒有用，沒有人會管你。」所以，我知道以後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在台中一中讀書時，很多本省同學看我是外省人，聽我台語講得不好，就用日本粗話罵我「巴加野鹿」或是「清國奴」。我一開始聽不懂，就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罵我啊？」可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功課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幫忙他們，後來他們就不再罵我了。

　　有些本省新同學不知道，要找我打架，這些同學還會替我講話：「嘿，不要打架，他跟我們是同一國的，不要打他啦！」但因為我跟本省孩子處得不錯，甚至有些外省小孩會覺得我是「叛徒」。不過，多數時候，當本省孩子要和外省孩子溝通，或外省同學要跟本省同學講話時，都會找我幫忙。小孩子都是無心的，慢慢地，不同省籍的同學就會找到和諧的相處方式。

　　從初中一直到大學，長年住校，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晚上，坐在學校大操場看星星。想家時，看著月亮，心裡想著，或許這個時候，媽媽也正在看著月亮。那時候的星星很亮，常常看到流星畫過天空，我就想到宇宙，想到人生渺小又短促，對很多事情也比較看得開了，更會把握自己的人生。

　　後來我考上成功大學礦冶系，之後轉讀電機系，畢業後就業又創業，想不到今天在台灣立足已經60年了。這完全是意料之外，沒有預期的結果。

　　現在年輕人少有實踐自己夢想的動力及慾望。過去我們的生活很有憂患意識，常常有種「不知道有沒有明天」的感覺。今天回頭想想，如果當年我留在家鄉，我的父母親一定什麼都把我照顧得很周到，而我也沒有機會來台灣經過這些淬鍊，我的人生或許不過是從一個鄉下小孩，長大了，再變成一個鄉下老頭。

　　台灣典範人物

　　我在福建的老家，隔壁有個很愛國的年輕人，因為祖國受到日本侵略，他志願從軍，到了部隊報到，部隊裡頭的長官竟把他的手腳綁起來，原因只是怕他逃跑。這種強權式的管理與統治方式，讓我從此痛恨蔣氏政權，行醫的父親也很看不慣這種事，當時蔣氏政權就是這樣失掉民心。

　　來台讀書後，學校的教官曾暗示我們，加入國民黨會有些好處，很多事情也方便些，但我不碰政治、也不參加黨派。當時很多人為了讀書，或者為求未來一個穩定的生活而就讀軍校，我也拒絕，除了我喜歡自由的生活之外，更因為我認為當軍人是為了保國衛民，而不應該只是效忠某一位領袖。

　　當年，這些東西大家都不敢講，講了只會挨罵。蔣介石若有良知，怎麼對得起他從大陸帶來的這群人？他自己過什麼樣的日子，這些人又過怎麼的日子？看看泰北地區的國軍遺族，還有台灣本地的老兵們，這些人用生命效忠他，你如果罵蔣介石，他們還會和你翻臉。現在有些政治人物就利用蔣介石所埋下的仇恨，來取得選票，我認為應該有人真正去分析這些問題。

　　我常覺得一個領袖人物對社會的影響是很深遠、很巨大的，台灣的經濟發展若沒有尹仲容、陶聲洋、李國鼎、孫運璿等先生，一定不會走到今天的榮景，工業與科技肯定起不來。我們去讀歷史，這些官員過去執行政策時，曾遭到很多反對的聲音，妒嫉的人也很多。聽說陶聲洋晚上還把公事帶回家去，最後積勞成疾在任內逝世，他過世時，家裡連生活都有問題。

　　我們看李國鼎、孫運璿也是如此，當年他們決定發展IC電腦產業，如果沒有這些遠見，制訂好的政策、做對的事，台灣絕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工業水準。李國鼎、孫運璿兩位先生的個性完全不同，李國鼎先生表情嚴肅，但講話很中肯、實在，他到底是讀物理的，有科學頭腦，懂得多，眼光也很遠，一心只想要解決問題，甚至可以拿出事實數據和蔣經國爭論。

　　孫運璿先生比較圓融，他喜好音樂，跟同仁打成一片，很清廉，也很認真。他們兩人一個很會想點子，一個執行力非常強，真是台灣建設的大功臣。現在要再找到像這樣的兩個人，我覺得也不容易。他們為政府做事，最後兩袖清風，我很為他們抱屈。我常跟公司員工說：「為什麼台達電會有今天？不能忘記，那是因為有李國鼎和孫運璿。」

　　創立台達電

　　台達電的成立過程很偶然。我原本並沒有開廠的計畫，除了覺得自己對不起原來合作的國內廠商，又覺得外商只在乎台灣勞力便宜，研發和設備投資都不足，對環保也不那麼在意。

　　那時，台灣的電子零組件大都仰賴日本進口，國人工廠非常需要零組件的供應，而且，我覺得在美商工作總是沒有「根」，哪一年生意突然不好，外商就隨時收掉或是裁員。於是有些國內廠商對我說：「鄭先生，你自己有技術，要不要自己來做？」於是我興起了創業的念頭。

　　前面提到，TRW業績不好時，員工提議做台灣本地廠商的生意，當時我也是與大同接洽的成員之一，感到對大同很虧欠。有一次我去大同交涉事情，正好他們碰到零件品質問題，我就協助他們解決。從此他們遇到技術問題會來問我，有幾位大同的工程部主管建議我開公司來供應零組件給國內電視廠。

　　有了這個創業的機會，真正的臨門一腳，其實是因為租到廠房。一個週日，我自己騎腳踏車去公司加班，途中看到廠房出租的廣告，我就彎進去看，和房東談得投緣，租金合理，當下我就決定承租。那時我還沒有辭職，就這樣交了兩個月的租金，仍然在TRW上班，薪水大半都交了租金，我想不能再這樣下去，於是就決心辭職創業。

　　回想當年辭職時，TRW的老闆問我：「你辭職做什麼？」我回答：「創業。」他眉頭一皺：「Bruce，你最好不要，創業的失敗率很高，太冒險。」他還說準備升遷我，要把一個新併購的廠交給我管。我一口回絕，他說：「Bruce, I don't understand.」他覺得這不是我的個性，我明明是愛管事的人，現在給我升遷，我居然不要。

　　1971年我離開TRW，籌了30萬元，在台北新莊民安路成立台達電子，創始員工只有15個人，生產電視零件，主要產品是電視線圈和中週變壓器（IFT）。

　　用輪休度過石油危機

　　創業才3年，也就是1973、74年間，沒想到，就遇上全球性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記得當時在短短幾天內，世界石油市場的原油價格就從每桶3美元，一口氣漲到12美元！幾乎是一夜之間，我們的訂單大幅度減少。很多公司都不敵這波危機，不是裁員就是關廠。

　　那時候，我認為在中國文化裡，裁員對一個人是很嚴重的大事，不像外商公司經理都是訂合約的，合約一到就換掉，非常現實，很沒人情味的。

　　有了這種經驗，我不想裁員，我與員工商量決定分兩批輪休，各休兩週再回來，直到輪了兩次，景氣就回來了。也因為保有大家的情感和向心力，那時有些公司因為訂單被取消而大裁員，結果危機一過要復工，反而找不到員工接單。我們卻沒有這個問題。

　　70年代初期，電視機、收音機外銷不斷增加，已超過百萬台，總額超過10億美元，帶動國人經營的電子業如大同、聲寶等，紛紛開始製造電視內外銷。

　　台達電初期做內銷，做大同公司的生意，擴產後又接了聲寶、將軍牌的訂單。1974年開始，更接到美國電視市場數一數二的大廠RCA及增你智的訂單。台達電的業績也愈來愈好，前10年銷售平均年成長4 7％。

　　1980年代，資訊業蓬勃成長，台達電產品重心也漸漸從電視市場轉移到電腦市場，Apple、HP、IBM，一直到後來的Dell，都成為我們的主要客戶。1979年，當時美國的個人電腦及其他數位產品，因為有電磁干擾被限制進入歐洲市場。我們開發了150個以上不同型號的EMIF ilter（電磁雜訊濾波器），獲得美、加及德國等安規認證，成為台灣第一家EMI Filter廠商，不久更成為全世界第二大供應商。（本文摘自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