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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親是陝西古老滿清的正白旗貴族,曾祖父是西安知府,她生在一個好家庭,從小看戲班唱戲、讀演義小說,很有文化教養。而我父親是福建農民家庭出身,他們的結合很特別,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又各自屬於不同階級。我媽媽家是老貴族,有很多房子租給人,我父親去做我母親家族的房客,兩人後來就相識結婚了。

  我出生在西安,一九四九年,也就是我三歲時,和父母兄姊輾轉經由馬祖白犬島來台。我的父親是糧食局的公務員。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姐妹,我排第四,但我們共同的記憶是,我們很少得到爸爸的鼓勵,他永遠跟我講做人處世的道理,永遠問我功課做完沒?他總是要求孩子要做得更好。
 嚴父慈母是有趣的,在我父親面前,我會像賈寶玉看到賈父會發抖。我母親比較柔軟,我一直到了五十幾歲還躺在母親懷裡,讓她幫我掏耳朵,在她面前我完全可以撒嬌自在,好像賈寶玉在賈母面前,極其驕縱,賈母可以用手從頭摸到背的那般溺寵他。

   我小時候跟母親一起去市場買魚、買蔥、買薑啊,回來剁豬肉、糅麵糰、桿麵皮、包餃子,然後一起吃。食物原本是一種滋養分享,我和媽媽所有的味覺、嗅覺、觸覺都在一起分享。
 但這些美好時刻,感覺我父親常常是缺席的。他常晚歸回來,然後吃我們吃剩的菜,只是盡責任在餵飽自己。他是農民家庭出身,從來不懂享樂,連電影都不太看。我國小時他帶我去吃麵,為了省錢,他自己叫一碗陽春麵,卻叫豬肝麵給我吃,我當時覺得好羞恥。

  我始終搞不懂,父親為什麼要扮演那種刻苦勤勞的角色?他晚上睡在 三十公分 寬的條凳上,一夜姿勢不變,絕不會掉下來。我早上起床後,他已經在掃地,不管什麼時候,寫的字永遠一絲不苟。
 可是我母親不會這樣,她會去偷偷看電影、買化妝品,有一種做為女人的、小小的快樂,我也分享了她那個部分。而我父親永遠不懂我母親為什麼要去聽戲、看電影。

  我對父親一直只有尊敬,甚至敬畏。一個人如果你看不到他犯錯或脆弱的時候,那是永遠不容易親近的。所以當八十七歲去世時,我有一種好複雜、好難講的心情,有儒家式遺憾的彌補,也有西方父子衝突的復仇,既愛戀又憎恨,既依戀又報復。

  清洗父親的遺體,其實也等於我清洗了我自己。這其實是一種儀式,他走之後,我畫了一系列男體油畫,探索肉身,探索自己,也探索父親,慢慢跟他有種精神上的和解。


   
 

  真正的堅強其實可能包含脆弱在裡面,我母親也許才是真正堅強的人。

  我母親出身這樣的落難的貴族,對於人在亂世裡怎麼生存,有一種本能的敏感。因為她們家族在辛亥革命就「出局」了,「出局」的意思是,她們在西安革命時,家裡男丁幾乎都被殺光了,只留了我外祖父一個人,算是留種吧。因為她們不是漢人,在和漢人鬥爭的過程裡,她完全知道族群的悲慘是怎樣。

  後來我們家逃難,她在戰爭裡帶著孩子在死屍堆裡躲過日軍追殺。來台灣後,父親一心想反攻大陸,兩年沒有工作,後來在糧食局當個公務員,有兩個宿舍可以選,我母親在廈門街和大龍峒之間的兩個宿舍,選了大龍峒,它是今天的大同區,緊靠保安宮,是台灣最古老的社區之一。

  為什麼她要選大龍峒,不選廈門街?或許因為在西安她們家有被滅族的記憶,她對作為「差異的族群」有很深的焦慮吧,所以來台後,她覺得一定要融入當地,一定要落地生根,否則你永遠都是外來者。她非常聰明,想法有彈性,而且具有母性本能,她覺得跟阿姨啊嬸嬸們等外省人一起住在廈門街,不是好的選擇。
 我母親來到台灣以後,後來向台灣人學做油麵、年糕,學本省習俗……。我三、四歲時,記得跟她搭了二路公車到了孔廟、保安宮一帶,四周都是講同安話的台灣人,她選擇了這裡做台灣定居的地方,希望她的孩子在當地的族群裡長大,她要我融入,為我創造一種成長曖昧又包容的空間。

  我們家附近的孔廟、圓山都充滿我童年的回憶。還記得我曾逃學去看那裡常常演出的酬神布袋戲、歌仔戲,現在想想,很不可思議,我們住的地方只有我們這戶是外省人家,他們卻都對我們很好,常拿年糕、油飯給我們。這些民間的、本土的文化,成為我最早的養分。

(摘自蔣勳:台灣要把曖昧性擴大為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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