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化為編製《台灣，請聽我說》，特別採訪星雲大師，佛光山書記室隨侍一旁，並做此記錄

　　我今年八十三歲了。

　　二十三歲來台前，我的人生未必很好；來到台灣的六十年，未必不好。

　　此話怎講？

　　我生於烽火的年代。十歲時，我的母親跟我說，我哇哇來到世間那一刻，門口正在殺人。我經過七七盧溝橋事變、八年對日抗戰，遇過游擊隊……南京大屠殺就發生在家鄉揚州的隔壁，抗戰勝利後又是國共戰爭。我是在槍林彈雨、刀光劍影中成長。

　　不知 所以不懼

　　記憶中，我二十三歲在白塔小學當校長，白天國民黨軍隊來詢問共產黨的事，晚上解放軍來問是不是有國民黨的人來。共產黨說我是國特要殺頭；國民黨說我是匪諜要槍斃，兩面不是人，還莫名其妙地被關了十多天的土牢。當時真是小命不知放那兒，隨時可能結束生命。

　　我十二歲出家，早年受封閉的教育。童年在死人堆裡出沒，在槍林彈雨中出沒，不知恐懼，不知艱難危險，最了不起是槍斃，所以不知艱難困苦，就這麼活下來。在那種年代的成長過程，現在回憶起來一分鐘就過去了。

　　二十三歲帶著僧伽救護隊到台灣，初來乍到，生活艱困，卻又遇上「白色恐怖」，那是個親生兒女都不能信賴的階段。後來聽到旁人所建議說「找吳先生幫忙」，也就是吳伯雄先生的父親吳鴻麟先生，他一口答應，親自帶我到警察局辦戶口。

　　我在台灣做過很多年的行單（行，音ㄏㄥ，指佛門裡勞動的工作），因為從小本來就好做家務，也不需要大人教。出家後，也是端茶、燒水的，所以到台灣來以後，作這些也是平常的事，不困難。當時食物有限，雖然常處在飢餓狀態，但餓的時候不會覺得東西不好吃；飢餓會把道心提高。

　　有心 所以有道

　　一九四八、四十九年起，大約三年左右的時間，當局懷疑我來路不明，凡開示說法必須去派出所請假，他們同意了，我才可以進行，但也不知所苦。

　　那時連上廁所都必須到火車站，一路上民眾看我如看西洋劇。我知道他們在看我，我自小出身叢林，有一定的行止威儀，他們因此敬我如老師，於是在小小的地方展開新興佛教運動，帶領男女青年去布教，創立兒童班、青年團、佛教會等等。

　　當年蔣夫人是排斥佛教的，信佛教不能升官，但我想信仰是自由的，佛教還是受到民眾支持。當地民眾配合我，操著台灣話喊：「咱的佛教來了」，動員民眾拿著小凳子到廣場上坐著聽我演說佛法，那時的情景難以忘記。很神奇的是，雖然我說法需要靠台語翻譯，如當時青年團的慈惠法師就是；但本土的老人家不靠翻譯也能懂我講的話，這很神奇。回憶起來，他們搞不清楚我的身分，不在乎我的來歷，他們帶兒孫來參加，對我也像對待自己的兒子，孫子。警察查戶口，他們出來講話保護我。這是「平時不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即使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本省和外省衝突之時，我也沒有感受到被排斥。

　　紛爭 所以分裂

　　六十年來，我感覺台灣是安全平和的，對佛教支持，對佛教信仰和出家人是支持、尊重的。在陳水扁總統之前，黨政省籍更不是問題。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敗筆，這是歷朝歷代多得不勝枚舉的現象之一，香港一個歷史教授分析，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每一個朝代都會發生這種現象。但幾十年下來，外省本省人之間，無論是嫁娶、生活習性、語言…都已經像一家人，彼此分不清楚了，省籍已經不是問題，後來少數人的炒作，讓本省外省對立，很可惜。

　　世間法，和諧還是很重要。家庭夫妻要相愛，眷屬、父母、兒女要愛，愛社會、愛家庭、愛種族，對立沒必要，仇恨會帶來悲慘。中國歷史最早期的戰國七雄，三國演義、五胡十六國、南北朝、唐朝、宋朝、乃至後來的元朝、明朝等都分裂了，惟有「和」才能做世界強國。自古以來孔子、老莊講信義、相讓、慈悲、教育。我現在講地球人，地球共生、共生地球，彼此要能關注、互助。因為文化是一個思想的累積。

　　有人喊要「去中國化」，如何去？中國話不講？中式衣服不穿？要知道文化滋養文化，文化成長文化，去了中國化，就像一個人去了眼睛、鼻子．不像一個人了。古人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人世間靠因緣，一草一木都是因緣。我們連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要保護了，人與人之間卻不互相保護，不是太傻了嗎！人能生存，要依靠他人，台灣未來的發展，要能互相尊重、互相幫助。甚至兩岸之間也要彼此包容，兩岸相通，要立基在平等、尊重上，我最憂心的是，總是有人靠嘴皮去挑起仇恨，人說「血濃於水」，大陸台灣彼此是兄弟，要相互承認、幫助，不必對立、也不必覺得不如人。因為台灣在文化命脈、傳承上不曾斷過，甚至如宗教信仰的自由、民主社會的發展等等，都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而這些發展，對現在的大陸起了催化作用。因此中華文化在哪裡？就在台灣，台灣值得驕傲和珍惜。台灣在這個紮實的基礎下，要繼續創造文化的偉大，包容的偉大，慈悲的偉大，人格道德的偉大，這些比景氣重要。

　　無為 所以無悔

　　很多人問我，如果重新選選，我還會選擇出家嗎？會選擇來台灣嗎？

　　我出生為貧窮父母的兒女，他們的窮困滋養我；漂洋來台，幾百萬人都是我的父母兄弟姊妹，我不後悔，我就是和尚。

　　我在佛光山有千餘弟子，他們的父母都是我的兒女親家，我的眷屬，這是很可愛的人生。我一生中沒有困難，卻有遺憾，站在人子立場，四十年不能回鄉探望母親就是其一，但遺憾也是一種考驗。

　　我和母親直到一九八一年才見面，那時還不能到大陸，安排在日本見面時，也還不能公開。當我在日本機場，看到日本民航機降落，我知道母親來了，母親比較認得我，我不認識她。她朝我看，淚灑機場；我把要落下的淚珠收回去，帶著母親到一旁才相認說話。但是，三十二年了，母親講話（揚州話）我聽不懂了。我後來還生了一個心念：「這是不是我的母親？」但是越看越像，兒時的母子之情漸漸生起。

　　兒子聽不懂媽媽的話，這是不幸的時代悲劇，人民日子苦沒關係，但不要有讓人恐懼的政治。所以為台灣的安全，不要政爭。這不是一個人的事，不要逞匹夫之勇。佛教對政治抱持的遺憾，就是歷代的政治人物，為自己的權勢而對不起人民。台灣今後還要走出去，與時俱進，廣結善緣。像四川大地震，大陸非常感謝台灣，我們就是要走出像這樣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雍容華貴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