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世紀中，學者廣泛研究創業人士，分析他們在行動、成長與冒險的傾向，探索創業家的「個人價值導向」與「內在制握」（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註：具內在制握的人，相信事情的結果是取決於自己的能力、努力，和行動），找出創業家為何喜歡挖掘機會並帶動變革。研究人員不僅深入研究商業企業家，也仔細探究他們的才華。這些才華是價值系統、政府政策與大範圍的制度化支持共同培養出來的。

　　反之，志工企業家很少受到注意。過去他們被塑造成人道主義者或聖賢，他們的奮鬥經驗多是以童話故事的形式，而不是一般的案例研究。童話故事可以激勵人心，但無法讓人領會志工企業家的做事方法。我們可以分析企業家，但是我們如何能分析聖人？

　　志工企業家之所以未受重視，並非因為社會上缺乏典範。在美國，一份知名創新者名單包括蓋瑞森（William Lloyd Garri Garrison，鼓吹廢除奴隸制度）；平巧特（Gifford Pinchot，環保與環境管理）；曼恩（Horace Mann，公共教育改革）；安東妮（Susan B. Anthony，婦女選舉權）；亞當絲（Jane Addams，社會福利與青少年法）；藍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非洲裔美國人的勞工權），以及納德（Ralph Nader，消費者保護）。然而，雖有許多文章討論這些人推行的運動，卻少有人以研究商業企業家的方式，對他們進行跨產業的嚴謹研究，探討他們的做事方法。

　　商業與志工企業家受到的差別待遇，反映出商業領域與社會領域對個人角色的不同態度。在商業界，個人向來被視為推動變革的引擎。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76年出版《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為市場經濟設下基本原則。數十年後，薩伊指出了企業家的特殊角色。

　　反之，社會變遷理論重視的是觀念如何改變人們，而非人們如何改變觀念。社會學創立者之一的涂爾幹（Emile Durkheim）關心「社會事實」（social fact，包括制度、習俗與集體情感）影響個人、塑造行為的過程。社會學家指出了社會變遷的許多動力—人口統計、科技、經濟、社會運動與政治過程。但是，除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提出個人魅力領導者（charismatic leader）的概念，社會學家很少討論個人的角色。

　　在社會變遷理論中，觀念位於舞台核心，人們是四周的觀眾。這種想法正如法國文豪雨果（Victor Hugo）的名言：「當一個觀念的時機成熟時，全世界的軍隊都阻止不了它。」 這種看法的問題在於過度重視觀念。它無法說明一個事實，就是社會上的不同觀念會相互競爭，希望獲得注意與正統性，而占優勢的觀念不是全憑自己的功勞獲勝。

　　在我們身邊，時機成熟的觀念比比皆是。例如，談到廣受關切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現象，我們可能會覺得，「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是個時機成熟的觀念。但是在今天的美國，它卻是一個時機來了、又去了的觀念，因為駕駛休旅車的有數百萬人；與25年前市場供應的車輛相較，休旅車的污染度較高，燃料效益較低（更別提對車內乘客與其他車輛裡的人造成更大危險）。

　　幾十年前，全球兒童有權接受基本醫療保護，是大眾接受的原則。然而直到葛蘭特出現（他的事蹟於16章有詳細說明）兒童生存（child survival）才成為一個時機成熟的觀念。

　　觀念就像一齣戲劇。即使是傑作，也需要好的製作人和好的行銷人員。否則這齣喜劇可能永遠無法開演，或是開演後門可羅雀，一周便草草下檔。同樣的，一個觀念不會單單因為它是好觀念，就能成為主流趨勢。它必須技巧的加以促銷，才能扭轉人們的認知與行為。

　　這個觀念若是威脅到當權者，或是與現行規範或信念衝突時，行銷就變得更重要。管理學專家歐圖（James O'Toole）在著作《領導變革》（Leading Change）中寫道，歷來的偉大思想家都同意，「團體會像抗體攻擊入侵病毒一樣，拚命抗拒改變。」歐圖研究了許多案例，在這些案例的情況中，一項可能發生的有益的制度變革受到了抗拒。他發現，當團體認為變革會挑戰它的「權力、特權、地位與滿足於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抱持什麼信念，珍視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們會抗拒改變。他主張：「我們抗拒改變的主要因素是，不喜歡勉強遵從他人的意志。」

　　若希望觀念生根擴散，就需要「點子王」；他們是狂熱分子，擁有專業、動機、精力與頑強的意志力，為達成使命勇往直前；他們願意去說服、激勵、啟發、誘之以利、感動人心、減輕恐懼、扭轉認知、釐清意義，並且在整個組織裡技巧的操作這些事情。

本文未完…..摘自《志工企業家》狂熱分子 志工企業家的開創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