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公平正義的鬥士，我都想認識；凡是腐化的權貴與吝嗇的富豪，我都會避免。一年前認識這位衛生署長，立刻被他的使命感感動。卸職後，他接受「天下文化」的邀請，在極短的時間，完成本書。我向他說：「分享你的經驗，比分享有錢人的財富更有價值。」楊教授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像一道彩虹，像一團煙火，驚喜、燦爛又歸於平淡，楊志良在政壇消失了。這位政務官是官場規矩與政壇倫理的異數，卻轟轟烈烈地在十八個月(2009年8月─2011年2月)做出了一番事業；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然後不經意地以五百萬台幣標出一隻用過多年的公文包，再加上他自己的五十萬，捐給了公益團體。

（一）獨裁可惡，民主可悲

　　 近卅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曾經帶給我們全民極大的驕傲：五千年來華人世界中第一個推動民主政治的國家，包括了2000年國民黨政權的和平移轉。不幸的是，當前西方民主社會所經歷的缺點，一一在台灣提早出現。

　　 美國的民主政治是否已走到了盡頭？美國政治評論家指出五個因素造成了美國國力的持續下降：國會立法的僵持、利益團體的囂張、媒體評論的二極化、單一議題的主導、選民的失望與冷漠；這些因素完全可用來解釋今天台灣民主的病態及人民的焦慮。

　　 最近十年台灣的情況是：不論哪個黨執政幾乎都陷入難以治理的地步。選民有權利要問：對付獨裁需要民主，但民主帶來這樣的決策癱瘓，豈不變成了獨裁可惡，民主可悲？

（二）耀眼的明星

　　 二○○八年五月馬總統執政後，立刻創造了兩個明顯的政績：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穩定，政府高層的自愛與廉潔。可惜半年不到，秋天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唱衰台灣、國會惡鬥，輿論二極變成了天天上演的內鬥；不論民眾有多反感，在民主開放多元的台灣，難道就是束手無策？馬團隊在推動政策上面臨了嚴峻的考驗。

　　 二○○九年八月六日楊志良應行政院院長劉兆玄之邀出任衛生署署長，變成了馬團隊的一匹黑馬及耀眼的明星，他開創了政務官敢對抗官僚體系、政治算計，與媒體偏袒的先例，在行政院各部會施政的評鑑上，衛生署總是遙遙領先。

　　 在歐美民主社會，引起民心轉向、政策辯論，以及政黨替換的大爭議就常是健康保險。以美國為例，過去兩年耗盡歐巴馬總統政治資本的，即是民主黨所推動的健康保險。直到今天，共和黨仍然對通過的法案不斷批評。

　　 在台灣朝野二黨面對「逢漲必反」的政治現實中(電費、水費就不敢漲，奢侈稅是可喜的例外)，如果沒有衛生署長的說服力及馬總統的支持，二○一○年三月健保費的調漲，當然就胎死腹中。但為求台灣健保這棵大樹能變成「萬年神木」，就必須進一步推動第二代健保的修法，讓健保的財務結構更健全。眼看在政治壓力之下，無法達到健保目標，楊志良曾二度請辭，但幸虧又敗部復活。

　　 在這位既有國際視野，又有草根性的署長眼中，能夠推動全民健保，實在是一生最強烈的願望：推倒了不公平的醫療高牆，台灣不再有「醫療窮人」，而在楊署長的心中，要求右派思維的政府，用左派社會主義的方式分配醫療資源，那是「不可能的任務」。

　　 他自喻獲得了一個50億也買不到的機會，能參與全民健保制度的規劃及推動，但是面對真相，就會發現困難重重：「情況」比想像的糟，「過程」比想像中難，「代價」比想像中高。

（三）不能放過他

　　 參與出版的好處就是可以在第一時間讀到好書。這本令人感動的好書，敘述了一位公衛人的真性情；一位政務官要剷除醫療高牆，普及醫療資源的奮鬥歷程；以及一位平民對公平正義社會的嚮往。

　　 楊署長在一年半的任期內，為什麼能做出這一番功業？因為他：
　　 ─ 有強烈的使命感，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 無私心，不戀棧，朋友稱他「楊一任」。自我要求是：「做不好」就走路，「做好」也走人。
　　 ─ 結合了豐富的公衛專業與民間常識，能苦民所苦，也能苦口婆心地來說服別人。
　　 ─ 總統放手讓他走，自己馬不停蹄地拚命幹。

　　 領導學上的五種「害怕」一直跟隨著任何大的改革，當然包括了健保制度的改革：害怕吃力不討好、害怕遭遇反對、害怕得罪權貴及利益團體、害怕自己受傷害、害怕得不到上層及人民支持。

　　 所有這些困難及害怕都嚇不倒這位黑白分明、據理力爭、敢作敢為的楊志良。   

　　 如果內閣中有六位這樣的「另類」政務官，負責六個重要部會，就一定能帶動整個內閣起飛！「政府無能」的四個字就會從此消失。但是楊志良的個性不願久任行政職務，常常不超過一任或三年。他告訴自己：「擔任衛生署長一職，所立下的目標，是在調整費率，穩定健保財務，及二代健保法修法完成後，就毫不猶豫打包走人。」此刻他雖然瀟洒地離開了公部門，但公部門不能放過他，人民不能放過他。

（四）四根支柱救台灣

　　 在21章所描述「我憧憬的美好國度」中，沉痛地指出台灣三害：媒體、立法院及監察院。政府看媒體臉色施政，立委依顏色問政，監委看報導約談，以致官不聊生，十倍努力半分功。

　　 他更進一步指出台灣稅收佔GDP不到13%是一個很差的國家，因為政府沒有稅收可以把社會做得現代化。民主國家徵稅高，表示進步，人民信任政府，把錢交給政府來做事，自己的個人儲蓄就不需要高。他卸職後寫信給總統：「維持社會正義，進行稅改；經濟成長的果實，應由就業者充分分享。」

　　 最後他指出：「四根支柱救台灣：清廉施政、公平加稅、合理漲價、照顧弱勢。」我個人完全贊同這個溫和、週延、合情合理的政策建議。

　　 1992為推動土地增值而奮鬥的財政部長王建?得罪了財團，與金權關係密切的總統要他離開，當時民情氣憤，輿論譁然；二十年後，為醫療公平奮鬥的衛生署長，任務達到後自己走人，清廉的總統要留他，還是留不住。

　　 我要對不沾鍋的總統建議，你會向全國公務員說：「我們一起來好好地研讀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