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利用抗戰壯大自己
中國因抗戰所造成的困境，給予中共擴張和發展的機會。中共把抗戰變成「內戰」，他們充份利用國民政府的弱點，控制國府失去的土地，以民族主義號召農民和學生。更驚人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一切中共的缺點都被掩蓋了。
學者瓦格說，中共發展的速度不是「擴張」（expansion），而是「爆炸」（explosion），中共把抗戰變成他們「革命的火車頭」（a locomotive of revolution）。抗戰的結果是日本控制城市，中共控制鄉村，國府退守西南。
中共並無足夠的武裝對抗日軍，結果是國軍打硬仗，中共打游擊。在國府檔案中，有日軍供詞指中共的戰時策略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國民黨）、七分擴展」，曾有若干學者懷疑這一策略來源的正確性。但美國研究中共統戰的學者史萊克（Lyman P. Van Slyke）的評論是有沒有這個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確在執行這一策略。
日本學者片岡哲也（Tetsuya Kataoka）分析中共的策略，認為是結合了農民革命和城市的反帝運動。他指出，日本佔領使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城市的基礎，也為中共的鄉村包圍城市創造了機會。國民黨一方面過於信賴美國，另方面又不敢公然對抗蘇聯，使中共主導了民族主義的運動。
- 中共的策略之一：誣指國府不抗日，國軍作戰不力
中日軍力的對比，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有陸軍270萬，海軍艦艇10萬噸，空軍有飛機600架。日本擁有陸軍448萬，並且他的一個師的裝備相當於中國一個師的三倍。日本的海軍艦艇噸位已達190萬噸，1933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噸位之比，就已經是5：5：3了。另外，日本空軍有2,700架飛機。
中共以抗日為口號，先指稱國府不抗日，再指責國軍抗日不力。但事實上，國府一直在準備抗日，只因敵我軍力懸殊，希望爭取時間和外援；當然，也希望先解決內憂，能夠一致對外，所以才有先安內再攘外的主張。總之，國府的政策是準備長期抗戰。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委員長就說過：「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七七事變之際，他又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在7月17日廬山講話中，他曾堅決地告訴全國人民：「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之決心！」
1932年，蔣委員長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委員長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佔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裏，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
其次，國府的戰略因為是準備長期作戰，所以必須要有戰略退卻的準備。七七事變之後，蔣委員長將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委員長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斷我戰場，佔領我後方，然後由西向東逼我就範；一方面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勇敢和犧牲的精神與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狂言。一俟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長期作戰的力量。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
由於蔣委員長堅決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八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有22次，大型戰役有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八年抗戰中國軍隊傷亡364萬人、平民傷亡913萬人，以當時幣值計算，直接財產的損失為313億美元，間接損失為204億美元。最嚴重的是生產力的喪失導致經濟混亂，戰後的平均物價是戰前的2500多倍。
美國學者易勞逸（Eastman E. Lloyd）教授對國民黨並無好感，但他有這麼一段評論：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他們積極地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戰鬥，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1945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 中共的策略之二：只擴張，不打硬戰
中共利用抗戰、發展壯大自己的政策，在七七事變後就定了調。雖然國府已正式接納共軍，共同作戰，但中共幾乎在同時（1937年8月20日至25日），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稱之為「洛川會議」，決定了共軍在抗戰中的作法。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也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在九月中旬分別電告彭德懷、林彪和朱德等，反復強調共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摘自 《中國命運•關鍵十年》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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