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張善楠(本書譯者)

張善楠，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博士，曾任大學教授、主任祕書、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教務長，中央研究院訪問學人、賓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現為教育部駐波士頓文化組組長及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

台灣近幾年來在有識之士的呼籲和教育部的推動下，開始重視大學的最基本功能──教學。德瑞克•伯克（Derek Bok）這本書，就是討論美國大學教育的「教」與「學」的問題。他經驗豐富，觀察入微，點出許多影響美國大學教學隱而不顯的問題；同時旁徵博引，審度時勢，提出許多具體的建議來改善大學生的學習成效。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討論大學外部的商業行為對大學的影響，這本書則是從大學內部的問題，來討論如何改善大學教育的品質。

伯克同意今天的美國大學在世界上舉足輕重，但認為在「教學」上，美國大學還可以作得更好。比起半世紀前，今天大學的建築、設備、各類新課程都顯著增加；大學生可以看到電腦投影的課，可以在個人電腦印出文章，可以經由網上繳交作業。但伯克問到：大學的教學品質改善了嗎？學生學到更多嗎？學生的寫作、外語、閱讀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更進步嗎？大學生的道德推理、公民責任感及文化包容度升提升了嗎？伯克認為，大部分大學無法確切的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從「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來看（一個組織不斷的自我評量、找出問題、嘗試作各種修正、拋棄沒有成效的舊作為、加進有成效的新作為，以持續改造組織的過程），大學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大學是評量社會上其他機構的先驅，教授們常用研究和實驗來了解和改善其他機構的運作過程和活動，卻沒有對自己的機構如此作；大學領導人和教授群並不積極以持續性及系統性的措施來改善大學教育品質。

伯克一方面肯定少數教授創新有效的教學方法，另一方面則明白指出大部分大學教授對「教學」的習慣性忽略。大學的課程檢討會議上總是在討論哪些是重要的知識及是否列為必修，卻鮮少觸及教學方法。這些討論假設學生記得多數所學的知識。事實上，學生對學科內容資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有人計算，一般學生在課後十五分鐘就無法回憶課堂講授的內容）。相反的，興趣、價值觀或是認知能力，會保留得較長久；那些經由自己的思考努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也保留得較長。因此，學生從大學帶走什麼樣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課是怎麼教和教得多好。

伯克認為，大學教授躲避教學法的論辯，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因為改革教學法相當吃力；教師得改變長久以來的習慣教法，再學會別種他們原先不熟悉的新技巧。為避免這些困擾，大學教授把學術自由的原則，過度延伸到變成授課有不被干擾的權利。在多數學校，教學法已成教師個人的特權，而不是一個可以共同討論的議題。結果導致大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避開了教授共同審核（Faculty Review）的機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授人數的成長，只造成在選課單上加進更多的課，而不是讓教授少開課以增加其教學品質及對個別學生的關注。學科內容比教學方法更受重視，結果只是課程增加，卻無法顯示學生的學習進步了多少。

伯克認為，大學應有清楚的教育目標來引導課程、教學甚至課外活動（尤其社區服務）的安排。他建議的目標有溝通能力（準確有風格的書寫能力及清楚有說服力的口語表達），思辨能力（清楚確認問題及找出爭議中各方論點的能力，以及蒐集相關事實來構思多種可能解決方案的能力，並運用推斷、類比和一般推理來檢定各種論點的說服力，以選出最適方案的能力），道德推理的能力和道德實踐的意願，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迎接多元化生活和全球化社會的能力，廣泛的興趣，以及就業能力等。

伯克認為，大學的發展需要一個活躍、蓬勃發展的民主社會；因為沒有一個學習機構可以在威權政體中繁榮成長。當公共生活的品質因無知和冷漠而受損時，教育者盡其所能的來解決這個問題，是自我保護，也是公民責任。而社區服務和某些知識對積極的公民參與有持久的重要性：如介紹民主政治、政治哲學（討論基本的規範性議題）、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國際事務的知識等。

全球化的理解（global understanding）是新發展出來的大學教育目標，它的意義仍有待補充；但至少要發展「文化互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透過學習和比較本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文化，培養學生開放、寬容、尊重他人觀點等態度，及專注傾聽、考慮他人價值和觀點、察覺異同之處並作比較性的推理等能力。

討論培養學生博雅興趣的通識教育中，伯克介紹了四種思想學派。第一類為研習經典名著，因為它們是人類智力和想像力的結晶；第二類為主題式導論課程，介紹人類生活經驗中的重要課題和領域，如西方文明或科學、價值觀、科技等；第三類是把通識教育課程按人類想了解自己和其所居世界的主要「思考方式」來組織；第四類是要求學生從課程的幾個大類中（如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來選讀規定數目的學分數。但他也特別強調三類學科的重要性。第一是科學，它包含了許多人類偉大的智識成就，它解釋了人類本身、環境、生活方式、和許多危及人類福祉和生存的問題。第二是歷史學，它不僅幫學生了解我們所知的世界之發展，也提供對人類事務和社會變遷更細緻且有彈性的觀點，充實了政治學或經濟學上的簡單理論或假設。第三是文學賞析，除了實質價值，文學褱可以活生生的展現他人的痛苦，因而喚醒道德的同理心；增進我們對他人經驗和視野的了解，幫助我們解除刻板印象，增進對性別、種族和文化差異的了解。

伯克擔心人文科教授不重視學生的職業需求，不願幫助作就業準備；也擔心職業科系教授忽略了更宏大的教育目標，如道德敏感度和公民責任心。他呼籲兩邊教授要努力合作，以求得兩者平衡。他也提醒教授們不要忘記主修系成立的目的，要協助學生對該學門有深度學習及思考的能力；但也不要落入修太多課，以致超過該學門當初成立的目的。

針對上述目標，伯克逐一以許多教育的實證研究和自己親身觀察來檢討美國大學的教學成效，並提出具體建議。他認為教學要想盡方法來喚起學生的好奇心，使學生因為對該課程有內在的興趣而想學，而不是只為了成績；要找出學生帶進課堂裡的普遍錯誤概念，並想辦法在課堂上公開討論，以克服那些先入為主、干擾學生學習的觀念；要拋出有趣的問題來鼓勵學生思考；運用討論、合作計畫及其他積極學習方法來發展學生思辨能力的習慣，養成他們敬重慎思明辨的力量；以課程目標來評估學生的報告和考試結果看學生是否配合著進步，並給學生即時的回饋以幫助學生檢試自己的進展情況並加以改善。

伯克主張運用測量方法來發現哪些重要技能學生並不精熟，哪些課目學生並不完全了解，或哪些學生群的表現比不上其應有的潛力。一旦找出問題，教授可以實驗新的方法來改善學生的學習，別的教師也可以加以採用。但他對最近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全國性大學排名嚴加批評，因為用來排名的學生素質（SAT分數）和教授名聲（他校的校院長來評），大部分和教育品質沒有關係。國際排名也只是反應大學的研究聲譽，而不是教學品質；這類調查偏重研究所和專業學院，而輕忽大學部教育。這類排名只是將努力改善學生學習的關注點，轉移成為了提升排名而無謂的浪費資源，如增加獎學金或以高薪挖角他校有名的研究型教授。

伯克認為政府官員和評鑑機構更好的角色，是檢視大學本身的自我評量、及它們如何應用自我評量的結果來自我改善。大學採取何種步驟來檢討教學活動、找出缺點及實驗新的教學法？是否用心觀摩他校已採行的新方法？有沒有嚴謹的新進教師訓練活動？是否有效運用教學評量的結果？如果有，是如何使用的？在教師任用和升等時，教學所占的分量有多重？提供教師創新教學方法的經費是否足夠？

假如政府和評鑑機構，開始專注每一所大學自我審核和改革的過程，大學官員和教授就得更努力建構這種自我評量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最可能帶動大學教育的革新。有心改革者會更大膽的尋求改善教學和學習，也不再覺得改革是一項孤獨而不被看重的任務。

政府和基金會可以贊助大學的示範性計畫，建立系統化的過程，來評量教育活動、找出問題及試驗有潛能的改善措施，以增加改變的動力。過去，政府和基金會曾資助一些特別的創新，如網際網路的運用和電腦輔助教學。但現在應支持大學建立一個持續的「過程」，來改善大學的「教」與「學」的品質。支持的金額不需要太高，也不需是永久性的；只要有起始，大部分的大學可以自行支持這樣的過程。由政府和基金會支持開創經費以發展更好的評量方法，可讓這種努力更具有說服力並能克服阻礙創新的惰性。

校長或院長雖然沒有權力命令教授改變教學方法或課程內容，但他們能指出方向、提醒缺失；他們可以提供肯定、獎賞和資源來鼓勵有心的教授，並吸引更多同仁來進行全校性的更新和改革過程。最重要的，他們有機會來說服教授：改善學生學習的研究和實驗，可以像許多傳統的學術研究和科學調查一樣充滿挑戰及吸引人。

我在讀完此書後，深感伯克的論點對台灣的高等教育深具參考價值，因而主動向天下出版社推荐翻譯此書。在此要感謝高希均先生秉持一向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慨然答應出版此書。也要特別感謝美國麻州萊克星頓（Lexington）公校的簡淑玲老師，她在極為忙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協助了近半章節的初譯，並統整了書名、人名。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於大學教育工作者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