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大江大海》、《文學江湖》三本書的作者都是台灣「外省人」，三人的視角有廣有狹，在大陸上的論者看來，總是出走者、流亡者的口吻，龍應台女士更坦率的表示，她寫出「失敗者的故事」。三本書的局限在此，三本書的貢獻也在此……

　　我們怎麼會到台灣來，我們來到台灣又怎麼樣了

　　最近台灣有許多人寫文章，談論1949年前後中國發生的事情，揣測緣由，也許是大陸慶祝開國六十年引起。湊巧台灣在這一年之內有三本書問世，都與「1949」有關，它們被相提並論。一本是齊邦媛教授寫的《巨流河》，一本是龍應台女士寫的《大江大海1949》，還有一本是我的《文學江湖》。

　　主編希望找作家談談這三本書的內容，這三本書反映的時代背景，以及它們的寫作技巧，提供讀者增添話題，褒貶春秋，用意甚美。既然我是三本書的作者之一，似乎應該婉謝召喚，但是我讀了《巨流河》和《大江大海》，有很多感受希望與同文共享，這麼一個發表的園地可遇難求；再說我也自信在「得失寸心」和「旁觀者清」之間能尋求平衡，終於還是擔當下來。

　　用「1949」做這三本書的標籤，它是個很籠統的時間觀念，上溯八年抗戰「中國慘勝、日本慘敗」，下及台灣的高壓統治、生聚教訓。如果用我書中的話來表示，那就是「我們怎麼會到台灣來，我們來到台灣又怎麼樣了」。在這裡，「1949」是一個符號，代表一個複雜漫長的過程，我們可以聯想到文學家常說的「三十年代」，它也是一個符號，幾乎可以由五四運動說到抗戰勝利。

　　話說1949這年，國共內戰第四年，中共領導的解放軍渡過長江，席捲南中國，並在西北和西南取得完全的勝利。這年十月，中共主導的共和國正式成立，十二月，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大批軍民隨行，形成近代史上罕見的集體遷徙。史家說，共軍以三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奪得全國城市的51%，然後以半年時間，奪得其餘49%，第四年進展神速，以致談說那一段時局的人言必稱「1949」。

　　「1949」之後，台灣出現保密防諜「白色恐怖」，中國大陸出現「鎮壓反革命」、「反右」，乃至於文化大革命，這就對「除舊布新」的關鍵時刻「1949」形成不可承受之重，全國蒼生各有「夜半心頭之一聲」。《巨流河》、《大江大海》、《文學江湖》三本書的作者都是台灣「外省人」，三人的視角有廣有狹，在大陸上的論者看來，總是出走者、流亡者的口吻，龍應台女士更坦率的表示，她寫出「失敗者的故事」。三本書的局限在此，三本書的貢獻也在此，今日何日，中國人應該對下面這一句格言深會於心：「只讀一本書的人是可怕的！」至少我們住在自由環境裡的人要滿足求知的慾望，日知其所亡，補修學分，多出來三本書比當初只有「一本書」好，當然，以後再有三本更好。

含蓄內斂的抒情詩──《巨流河》

　　先說《巨流河》，這本書可以說是齊邦媛教授的自傳，雖然書名並無明白標示，封底介紹告訴我們這是「家族記憶史」、「女性奮鬥史」，因此要了解這本書的特色，就得了解齊教授的經驗、閱歷。她是遼寧省鐵嶺縣人，鐵嶺在瀋陽的外圍，巨流河從中間流過，這條大河今名遼河，在著作者心目中，它是東北的「母親河」，以河名為書名，可見懷鄉的心情。當然這個名詞的意義延伸了，暗指洶湧的時潮，遙遠的跋涉，也許還有一往直前、惟精惟一的學術生涯。

　　齊教授先由她的故鄉和家世寫起，對她的父親齊世英先生著墨較多。齊公早年流學日本、德國，思想新穎，回國後想改革東北三省的軍政，參加了東北將領郭松齡領導的兵變，打算推翻當時東北的軍閥領袖張作霖。巨流河一役兵敗，郭將軍被殺，齊老先生帶領家人流亡，多次改名換姓逃避追捕。齊教授的文筆銳敏、深沉、細膩、簡練兼而有之，我們開始看見全書的風格。齊老先生痛惜兵變失敗，否則中國東北以後的變局、亂局、危局也許不會發生，表達了東北人獨特的史觀。

　　以後她歷經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勝利後的國共衝突和全面內戰，書中甚少正面表述。到了台灣以後，對高壓統治，省籍觀念、改革運動（儘管她的老太爺參加了此一運動），乃至於政權輪替，也都表現得淡然甚或漠然。「曾經巨流難為水」，她的敘寫貼近這條主線，也就是她家無休止的漂泊，她說：「我的故鄉只在歌聲裡。」這首歌就是「流亡三部曲」第一首，「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由於齊老太爺是重要的政治人物，齊家每一次流亡都是政局變化造成，「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情是出生入死的！」國運家運，密切相連，一部中國現代史也就在她個人遭遇中隱隱現現，揮之不去。但是她把這本書寫成濁水中的青蓮，不垢不染。

　　《巨流河》中的父親，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最成功的形象，齊老一生率領志同道合的人出生入死，國而忘家，最後都被大浪淘盡，書中說：「那些在我的婚筵上舉杯為我祝賀的人，也是我父親晚年舉起酒杯就落淚的人。」這句話我拭淚重讀，暗想今世何處再找這樣重道義而有性情的領導人。現代作家寫母親寫得很多，也寫得很好，寫父親就寫得很少，也很難寫好。雖然齊府這位老太爺散見於本書六百頁之中，並非集中獨立成篇，但讀者自行「拼貼」，如在其上，如在左右。

　　書中還有一位可能在文學上不朽的人物，他叫張大飛，是中國空軍的飛行員。

　　張大飛原名張大非，他的父親在東北做警察局長，多次掩護抗日分子脫險，終於被日本特務發覺，處以極刑，行刑的方式是澆上汽油活活燒死。張大非承受這種致命的打擊，流亡關內，經東北人創辦的流亡中學收容，得齊府溫情照顧。他後來投考空軍官校，成為一名傑出的飛行員，選入陳納德將軍領導的第十四航空隊服役，對日作戰。國仇家恨使他刻意選擇了這個最危險的職務，他認為只有空軍才可以飛臨敵人的陣地、後方，乃至於本土，進行最直接的攻擊。

　　初中時代的齊教授就和「張大非」是玩伴，直到大學時代「張大飛」殉職為止，兩人見面不多，通信無數，齊教授在書中稱張大飛為筆友，張大飛是「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褻瀆的巨大形象」。或者讀者可以想像，兩人由「無猜」到「眼波才動被人猜」，年齡與情緒同步，在那個時代，青年人的情意頗似中古時代的騎士與公主，總是形跡甚遠，心靈甚近，幾乎可說是一種宗教情懷。他們最後一面，張大飛在出動執行任務之前突然出現，幾乎是匆匆一瞥，立即登上吉普車絕塵而去。這一面淡淡白描，讀來卻令人迴腸蕩氣。這一次張大飛升空作戰，沒有再回來。

　　張大飛屢立戰功，出師雖捷，身仍先死，他在河南信陽上空殉職，未能親見抗戰勝利。書中寫張大飛噩耗用淡墨，後來寫張大飛殉職兩周年紀念，讀者就在作者的含蓄內斂之後感受到巨大的反作力。張大飛自知必死，「深恐多情累美人」，正是情深之極。大學讀書時代的齊邦媛經過眉山，想起蘇東坡，她在東坡先生的詩詞中想到的是：「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直到本書末章〈印證今生〉，猶有一段寫的是到南京「空軍抗日烈士紀念館」看張大飛刻在紀念碑上的名字，可謂伏脈萬里。書中凡有「張大飛」三個字出現之處，文字雖少，張力飽滿，不盡之意如煙雲滿紙。有人把所有寫到張大飛的地方，雖隻字片語也用紅線畫出來一再重讀，我猜想這一段故事會有人拍成電影，使現代人重新認識「純情」。

　　齊教授到了台灣，以全書一半的篇幅寫她的教學和研究生活，在此以前，她像「文人」，自此以後，她是「學者」，後來成了國際知名的學人，國之大師，農工商學兵皆稱「齊老師」而不名。看她才情功力，專注有恆，轉型直上，得來匪易，寫自傳逢到這樣的大轉折，難度尤高。我讀過許多學者教授的傳記，幾乎都是一寫到他有了學問，成了權威，文章就平板枯澀，只能供專業人士做參考書了。《巨流河》流到哪裡都是一條奔騰的河，沒有斷裂，沒有淤塞，沒有乾涸，她寫教學、研究、出國開會、學校的行政工作，都仍然是優美的散文，她的修辭考究，氣度高貴，有人說源自英國散文的傳統。娓娓道來之後，她善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手法，把敘事拔高到抒情詩的境地，悠然作結，令人神馳。

　　數十年如一日，齊老師教出許多優秀的學生，其中有人現在執台灣文壇的「牛耳」。她教學之餘又寫了許多書評、書序，稱道作家的成就，字裡行間並以巧妙的方式啟示作家如何精進，作家受惠多半不曾自覺，這就是春雨潤物無聲，然後她再透過英譯，把這些佼佼者介紹到西方去，有人說她是「台灣現代文學的知音」，在我看來，她更是文學的保母、律師和教師。1949以後文學在大陸為絕學，在台灣為顯學，台灣有善可陳，齊教授有功可居，台灣是「小國」，只有文化能使小國變大。她推動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她得到的感謝比她應該得到的要少。陳水扁和馬英九前後兩任總統都曾授勳給她，算是社會有自動彌補的功能，不過她在書中隻字未提。

天下人的1949──《大江大海》

　　再說《大江大海》，龍應台的寫法完全不同，她年歲較輕，沒有「1949」的直接經驗，不能以自己的生活為主線「串連」破碎的歷史，她的這本書並非一般自傳，正因為如此，她也得到充分的自由，可以任意選材。她可以寫蘇聯保衛列寧格勒的戰役；可以寫澎湖流亡學生的冤案；她寫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國軍怎樣殺戮台灣居民；也寫解放軍中的台籍官兵，在上海戰役中怎樣以「屠殺」討還血債。她以「紀曉嵐式」的敏捷博覽群籍，吸取精華，而且一件事情若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她選擇那最能激動人心的說法，不受「親身經歷」的過濾。

　　大體而論，她幾乎是以專欄記者的方式工作，她以殷勤採訪擴大外延。資料說，她「走過三大洲，五大洋，耗時三百八十天，從父母的1949年出發，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認真梳理這一段歷史」。我佩服她能找到我們找不到的人，問出我們問不出的話，佩服她的文筆感情淋漓，使訪問發生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所有的資料都因此變成了一手，她以「訪問」創造了自己的1949，條條江河歸大海，於是波瀾壯闊，氣象恢宏。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