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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設立個人的小工作室是在一九七一年,那是在我三十歲的時候;所以到了明年,我的事務所就成立滿四十年了。

  不過,當時的我既非對將來有什麼樣的展望,也不是工作有了著落。大學學運以風捲樓殘之勢席捲各地、號稱國家等級之祭典的大阪萬國博覽會(EXPO’ 70)也在未能達到原先的期待之下結束,六○年代所懷有的那份屬於未來都市的夢想,可以說急速地萎縮。由於是在那樣的狀況下開始了自己的創作活動,因此可以說我對未來完全沒有任何的期望。

  那時的我,和兩到三人的員工一起度過無數持續設計著親戚與友人之小住宅的日子,甚至無法在每個月按時把薪水支付給員工。雖然後來陸續地稍微增加了員工的人數,不過這樣的狀況一直到八○年代中期為止,幾乎都沒有什麼改變。

  變化出現在八○年代的後半。日本迎向泡沫經濟的頂點,特別是東京的商業建築可以說是蓋了又拆、拆了又蓋。「橫濱的風之塔」與「Restaurant Bar Nomad」這兩件作品的實現,也是在這個時期。事務所的生活總算變得比從前稍微好過了一點。

  決定性轉機的到來是在一九八八年,那是因為接受了位於熊本縣八代市的「八代市立博物館—未來之森 Museum」之設計委託的緣故。這一年他們開始了由「熊本 Art-Polis」這個委員會來選定設計者的方式,而我則幸運地榮獲來自於總策劃人(Commissioner)磯崎新先生的設計指名與邀請。目前,我也擔任第三代的總策劃人而繼承了這個事業體的工作與任務。這件案子對我來說是很值得紀念的初次的公共建築設計案,而那時的我其實已經四十七歲了。

  八代市立博物館在一九九一年開幕,而我的這件作品也獲得了好評。因為有這個「實績」,我在九○年代之後便轉為以公共建築作為設計工作的主要核心。而在做過幾件公共建築的設計案之後,我對於日本的公共建築是如何承襲著習慣、如何堅持著過去的形式與保守的態度這件事,有了很深刻的體會。我開始感到要突破這樣的困境,並不能單只從形態的設計來著手,而是 program(空間計畫)本身也非得做出革新的提案才行。

  就在我這個想法開始醞釀的前方,於一九九五年有了「仙台媒體館」建築競圖的舉行。而那正是我一直追求的、針對 program 本身做出提問的那種建築競圖。

  我們傾全事務所之力來面對這個競圖的挑戰,並且贏得了首獎。然而品嚐勝利的喜悅也只有在瞬間而已,我們的提案在贏得競圖不久之後隨即受到來自市民猛烈的反對運動。這個提案的嶄新之處無論再怎麼說明也無法得到理解,有好幾次,我甚至覺得就把這個設計提案給丟掉算了。

  然而在設計持續進行、進到施工的階段之後,支持這個設計案的人們陸續地增加;到了二○○一年,仙台媒體館終於得以順利開幕。我未曾有過比那時候更覺得做建築設計實在很棒的時刻。這是因為在我設立事務所長達三十年後,第一次實際感受到自己的建築對這個社會有了貢獻的緣故。

  這份感慨與感動在之後給予了我極大的勇氣。仙台媒體館開幕到如今已經過了九年,而它也早就已經塵埃落定為仙台市民的文化據點,融入市民的生活當中了。

  從進到二十一世紀開始,我的設計活動除了日本之外,也擴展到了亞洲、歐洲、北美等世界各地。目前我的設計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在海外。雖然不同的地域有著各自不同的建築思想,而基於這些思想的設計與施工方法也都完全不一樣;不過在各地經驗過各種設計案之後,就會知道建築是否能夠實現的關鍵,總歸是建立在人際關係之上。我甚至會認為只要人和人之間能夠建立起彼此的信賴關係,那麼無論是在任何不知名的土地之上,都能夠實現出美好的建築。

  自二○○五年以來,台灣成了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所在。那是因為台灣是少數願意堅持意志,來追求具有高度公共性之建築的國家之一。包含日本,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受市場經濟所支配,無論是建築本身或建築師,都漸漸變成只不過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已的道具,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味地追求著驅使電腦科技所製造出來的那種時尚風格而已。然而,也就因為是處於這種受市場經濟所支配的社會當中,那種真正能夠保障市民們得以享受文化性生活的公共空間,才更是人們所需要的,不是嗎。

  在台灣的各個設計案,包括高雄市運主場館、台中大都會歌劇院、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館、松山菸廠文化園區BOT計畫主建築案等等,很清楚地傳達出台灣的人們追求著公共性的熱情與強烈意志。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比能夠參與這種案子的設計更來得幸福的事了。

  最後,要深深感謝各方的諸多先進提供我這樣的機會。同時,也對於在我持續進行建築的過程中,願意將我截至目前為止的建築生涯與建築思想等紀錄加以出版的這件事,表達深刻的謝意。尤其是不辭著述之勞苦的謝宗哲先生,對於他所做的一切努力,特此答謝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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