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一年級，第一次到學校辦完註冊手續，回到家，將帶去註冊剩下來的錢交還給爸爸。爸爸鄭重其事地從中間抽出五張一百元鈔票，正式告知我，過去每個月兩百元的零用錢，從那天開始，增加為五百元。

　　如果沒有重慶南路，沒有放學散步經過重慶南路的習慣，我想這樣的零用錢額度，應該會讓我高中三年過得很不錯吧！反正每天吃飯有便當，學校費用可以另外支領，就只剩下每張六十元的公車月票固定要從零用錢裡支付了。每天到餐廳多買一個饅頭夾蛋不過十元，看一場電影學生票也才七十元吧。

　　但是卻存在著重慶南路，和重慶南路所有的誘惑。應該這樣說吧！重慶南路是我人生經濟學的第一課，讓我開始清楚意識到要用有限資源去追逐無窮欲望的痛苦，以及思考應付這種痛苦需要的智慧。

　　重慶南路是一整排的書店與書攤。在那個還沒有金石堂和誠品的時代，我們不是逛書店，而是逛書街，從這家書店走出來，馬上再走進另一家書店。有些是像「中華」、「世界」、「商務」那樣的老字號，店裡賣的都是自家出的書，別的地方不容易看到。可是也有像「建宏」、「三民」、「文化」、「大中國」等綜合書店，店裡同時陳列許多不同出版社的最新出版品。

　　逛書街最大的麻煩是，你喜愛但捨不得買或買不起的書，會一而再再而三出現在不同的書店裡，反覆考驗你的抗拒能力。比如說傳記文學出版了劉紹銘等人合譯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教授原來用英文寫的大部頭作品，裡面講魯迅講老舍講錢鍾書，都是「陷匪作家」，甚至是「親共作家」，是我們無緣接觸的，但至少可以透過夏志清的敘述，知道這幾個傢伙究竟寫了什麼樣的東西。裡面還有一大章講張愛玲，我正在熱情耽讀的作家，夏志清講得眉飛色舞，好看極了。先在文化圖書公司翻到了這本書，一看，厚厚一本定價超過一百元，實在買不下手。站在書架前讀了一段，悻悻然將書擺回去，走出來。到了隔壁宏業書局，跳入眼中的，赫然又是《中國現代小說史》！口袋裡的錢，不會因為從「文化」走到「宏業」就突然變多了，但被逗引起的渴望卻倍數增加。勉強忍住，再往前走，彎進店面最寬廣的建宏書局，沒走兩步，自己悲涼地嘆息了，還是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淺褐色的封面在架上招著招著！

　　老是覺得窮，覺得錢不夠花。因為重慶南路教我們體會到人生最早的財產滿足，書是一個十幾歲少年唯一能夠擁有、累積的明確財產。書店裡那些財產一字排開光溜溜地在我們伸手可及的地方展示著，然而我們能帶回家的，卻那麼少又那麼有限。

　　家中其他東西都是爸爸媽媽的，或家人共有的。只有書，我們自己選中買下搬回去的書，是我們的，伸張著我們做為一個人的獨特地位，因而書的多寡也就似乎直接象徵了我們生命的厚薄程度啊！

　　走在重慶南路上，從一家書店換到另一家書店的空檔，我們談論著如何克服有限資源與無窮欲望的巨大落差。最簡單的答案當然在對話中浮現出來—有辦法不付錢就把書「拿」出來嗎？我們寬大的夾克，或是吊在大腿邊的破爛書包，可以掩護我們將書「拿」出來嗎？需要什麼樣的快手技術，才能瞞過店員的眼光呢？幾個人應該怎樣互相配合阻擋店員視線呢？萬一，萬一被發現了，怎麼辦？

　　我們想了很多，談了很多，也模擬想像了很多，但最後一個問題：「萬一被發現了怎麼辦？」得不到可以說服人安心的答案，那麼其他想的談的模擬想像的，也就都沒有意義沒有用了。我們不敢。

　　正因為不敢，這個話題就成了我們那段時間的執迷。講來講去，不曉得是誰，用了應該稱為「逆向思考」的原則，找出了大家聽了都覺得很興奮的辦法。「我們不要偷書，但我們可以進到書店，故意裝作好像是偷書賊一樣。晃來晃去，故意把手伸進夾克裡，故意好像腋下夾了東西似的，故意沒事翻一翻書包，故意把手放入書包中……。店員一定會過來查我們的夾克和書包，我們說沒偷書，他們一定不信，我們就說：『如果沒查到你們的書怎麼辦？可以給你們搜，但沒搜到你們要負責！』他們當然查不出什麼來，那我們就大聲嚷嚷要他們賠，『叫警察來！誣賴建中學生是偷書賊！』」

　　！或許店家不好意思，會送我們書表示歉意，或許下次看到我們，他們再也不敢盯著我們看，我們輕輕鬆鬆就可以把書「拿」出來了。主意好到我們馬上付諸實行，就近找了一家我們知道店員最多看得最緊的書店，大家分頭進行假裝偷書的把戲。幾分鐘後，我們的演技顯然奏效了，突然之間，店裡三個店員同時起身靠近我們……

　　他們一句話都沒說，直接拉住我們的書包，然後就將我們用力朝店門外拉，毫不猶豫地拉向店旁邊的暗巷中。唯一一個大概因為演技太爛而沒有被拉扯的同學，慌張大叫，可是並沒有引起旁人太多的關心。在暗巷中我們原本準備好的說詞與威脅毫無用處，一個個書包被那幾個惡煞翻倒過來，我放在書包裡的手錶重重敲在水泥地上，玻璃殼碎裂開來。沒有偷來的書，那三個人非但沒有絲毫歉意，還好像因此更恨我們，更想揍我們一頓。

　　唉，少年想像的大人世界，總是少了那麼一點沒有提防到的現實，讓少年驚愕，在驚愕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