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六年五月．戰略與時機

　　任何一個戰略問題，時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亦即任何戰略必須決定於有利時機。召開國民大會是國民黨很重要的政治戰略，一九三六年制定五五憲草時，共黨已侷處於延安，對政治影響力式微，而國民黨的聲勢正處於北伐後的巔峰時期。雖然訓政時期有名無實，但國家建設成為戰前的黃金十年，亦為民國以來中央力量最強勢時期，足以懾服割據勢力。故於憲草頒布，即選出制憲國大代表一千二百人，預計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因六月兩廣事變及十二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改延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但日本迫不及待，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發全面抗日戰爭，國大不得不再延期召開。

　　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還都南京次日，蔣公日記痛感抗戰期間未解決國大問題，痛失良機。抗戰期間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為全民口號，而誤了召開國大的良好時機，而戰略的良機稍縱即逝。

　　從歷史證明，珍珠港事變後，一九四二年取消百年不平等條約。一九四三年冬開羅會議，中國位列四強之一。故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為召開國大最有利時機。此際，共黨勢力尚未豐滿，其他黨派亦力量微弱。在國內阻力最小時機，制定民主憲法，還政於民，實際仍為蔣公及國民黨執政。戰略有利時機，一去就不復返了。

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

　　陳辭修為蔣公極為親信倚重的將領，亦如何應欽、顧祝同等對蔣公之忠誠服從。但以敬公與墨公的修養忍耐工夫，從未對蔣公之不悅或指責，有任何違逆的表示，辭公則不然。自從接任參謀總長後，尤其對共軍的清剿、對蔣公直接指揮戰區，曾有書面辭職之表現。今因蔣公對其參謀次長人選，未見徵詢其意見而不滿（其實徵詢意見如蔣公堅持，辭公仍會服從），拒於蔣公指定之時間與馬歇爾會談，實為藉故鬧情緒，使蔣公極為傷心悲痛。其實部屬有個性、持己見，並非壞事，而唯唯諾諾者則大多庸才。蔣公時嘆人才難覓，其實與他用人風格亦有關也，楊杰（耿光）即為一例。

　　蔣公雖主動停戰，但馬歇爾與司徒大使仍無力促使共黨參加國大。司徒大使勸蔣公再延期，蔣公拒絕。

　　國大召集令下達後，實已政治談判攤牌，故第三方面要求延期，政策上不可能，但為求和諧，仍行主動（實際是片面）停戰，仍以部分代表未及報到，可作短期延期考慮，迫使提出各黨派代表名單為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