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到《中國時報》報到，採訪主任余範英問我：「你想跑什麼路線？」我說：「政治。」她很驚訝地看著我：「你們師大的都是跑文教、醫藥啊！」我告訴她就是不想當老師才到《中國時報》，所以不想跑文教。就這樣開啟了我三十年政治記者生涯。一路從實習記者到擔任《中國時報》總編輯，不曾離開過。

當第一次名字見報時

　　那時候報紙才三大張，是戒嚴時期，號稱只有「千分之三的戒嚴」。但是有個叫警總的單位管言論，動輒查扣黨外雜誌，調查局人員還時常會出現在報社，和記者喝咖啡打交道，打探消息回報局裡。在報紙寫政治評論講究伏筆，就是所謂的埋地雷，文章才登得出來，一般的報導都是「台北訊」、「本報訊」，沒有記者的名字，只有新聞分析、特稿，記者才掛名。記者名字要見報除了資深、大牌外，就是跑到重大獨家新聞必須配特稿的記者，才有機會名字見報。

　　我第一次寫特稿時，還是實習記者。採訪主任把我叫去，她要求我改名字，理由是我才剛進報社不到兩個月，如果我的名字見報，外界會認為《中國時報》太好混了。當時沒有電腦，稿子是一張張兩百字的稿紙貼成的長條，我把稿子從主任手中拿回來，在座位上發呆。一個小時後主任再催稿，我交稿但沒有改名字，她看了我一下，我很緊張地說：「我是新人，不是更應該讓我的名字見報？」

　　主任沒有回答。當晚下班時，碰到《工商時報》跑立法院的文念萱，他看我一臉委屈，問了一句：「怎麼啦！」我話都講不清楚地哭了出來。

　　第二天一早，衝下樓拿報紙，看到自己的獨家新聞用斗大的字體出現在報紙上，我寫的特稿也見報，名字是「王美玉」沒有被改。感謝當年余範英主任給我的挑戰和鼓勵，至今她也記得當年要我改名字的往事，不過，她記憶中是覺得我的名字很土。

躬逢解嚴的關鍵年代

　　因為當政治記者，讓我見證也參與了三十年來台灣從戒嚴、解嚴到開放大陸探親、國會全面改選、國民黨分裂、總統直選到政黨輪替的威權解構下政治、社會的變遷與發展，藉此和大家分享當年的親身經歷和感想。

　　我真正挑大梁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主跑行政院新聞，那是要聞中的要聞路線。最難忘的是接手才第一個星期就漏了大新聞，五月中旬《聯合報》一版頭題報導行政院長俞國華請辭震撼政壇。當晚垂頭喪氣地回報社，沒有人責怪，老長官張叔明反而安慰我有一場硬仗要打。因為這則新聞赤裸裸地掀開國民黨遷台以來最大的政治惡鬥。

　　這場鬥爭持續了七、八年，一直到八十五年李登輝當選民選總統，成為新的政治強人才結束。這期間我主跑行政院和總統府，眼看著四位行政院長俞國華、李煥、郝柏村、連戰的上台、下台。

　　在記者生涯中，剛好遇上台灣威權政治解構的關鍵年代，做為一個新聞人，應該慶幸有這麼好的機會躬逢其盛，目睹台灣的巨大變遷並為歷史作見證。不過，因為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和不夠成熟的媒體體質，也讓我看見這個關鍵年代交織著更複雜難解的紛爭。

親眼目睹政壇合縱連橫

　　當年台灣政治環境除了有解嚴開放的壓力、複雜的族群問題、還有上演不完的接班人鬥爭。李登輝雖然是蔣經國法定接班人，但是威權政治架構未除，導致蔣經國去世後，國民黨內不斷上演「李登輝是不是蔣經國接班人」的鬥爭，連蔣宋美齡都出馬，不讓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要求集體領導。在野的民進黨一方面要打破威權，一方面在省籍情結下，成為李登輝在國民黨鬥爭中最大的後盾，黨內的鬥爭大於政黨間的競爭。李登輝成立國統會口口聲聲喊兩岸統一，但國民黨老臣卻指責他搞獨台或台獨，統獨之爭不僅國民黨內自己開打，國民黨和民進黨間也爭論不下。李登輝最後放棄統一論，主張兩國論，當然引發國民黨內鬨和兩岸關係的緊張。

　　兩岸關係不穩定，一直都牽動台灣島內的政治情緒與決策。複雜的兩岸關係和省籍情結更是讓政治人物有極大的操弄空間。有人可以藉此累積政治資源，有人卻苦於被扣上「賣台」的帽子很難翻身。

　　在滿布權力鬥爭的政壇，我親眼目睹政治人物間的合縱連橫。從李登輝、俞國華、李煥、郝柏村、連戰、林洋港等人之間的權力爭奪和仕途起伏所構成的閣揆爭霸戰，到連戰、宋楚瑜、吳伯雄、許水德、蕭萬長、吳敦義所謂的國民黨中生代的卡位戰，無一不是熟悉的新聞對象。

　　但是政治的浪頭，總是有人取代。上台、下台、起落、浮沉，在台上的人，有人得意、有人奮起、有人迎頭趕上。但是更多在台下的人，有人自怨、有人含恨，也有人至死不能忘情。

　　即使一度被國際稱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接替蔣經國成為新的政治強人，他因「竭澤而漁，縱容黑金」，以及國民黨內連戰、宋楚瑜的分裂，讓陳水扁漁翁得利，民國八十九年政權輪替，國民黨支持者憤怒地包圍李登輝的官邸。政治強人終究還是要下台，由貧民出身，自稱是「台灣之子」的陳水扁上台。誰又料得到，喊出「台灣人出頭天」的陳水扁，因貪汙腐敗下台就淪為階下囚。

國民黨內部政爭不斷

　　政治殘酷無情，但是前仆後繼，不斷有人要爭出頭。當年國民黨內有人要取代閣揆職務，發動「倒俞行動」修理俞國華，逼他辭職。俞國華後來告訴我，《聯合報》報導他辭職的獨家新聞，是他自己告訴《聯合報》的董事長王惕吾。這位蔣經國的重臣面對黨內的「倒俞行動」，掙扎後決定脫身而去，向李登輝提出辭呈後一周主動透露給新聞界，表達他堅辭的心意，並呼籲應該由年輕人接班，意在阻擋李煥組閣。他是李登輝掌權之路第一個求去的蔣家重臣。

　　聲望如日中天的李煥還是接替俞國華出任行政院長，被稱為「雙李體制」，即兩個人權力相當，重要決策要共同商議。但是他組閣時只換了交通部長，名單還是李登輝交辦的張建邦，難怪他公開承認自己像小媳婦。李煥告訴我得罪李登輝，是因為李登輝要讓彭明敏返台，他認為不妥，兩人關係開始交惡。行政院長只做了十一個月就下台。在國民黨主流、非主流鬥爭時，他永遠站在李登輝的對立面，李登輝選總統造訪他家時，堂堂總統吃了閉門羹。李登輝批評他想當副總統，不惜發動「黨內政變」。他反擊李登輝搞台獨、搞總統直選，會讓國民黨丟掉政權。

獨家專訪郝柏村得大獎

　　郝柏村當了八年的參謀總長，被稱為軍事強人，讓接班途中權力不穩的李登輝備感威脅，欲去之而後快。七十九年冬天，在三軍軍官俱樂部年終茶會上，我看見已經轉任國防部長的郝柏村趕快遞上名片，並提出專訪的要求，他問我「你是軍事記者嗎？」我說不是，不過我會做功課，沒想到他答應了。

　　那時郝柏村幾乎不接受媒體訪問，報社為了這個獨家專訪發一筆很大的獎金給我。這個訪問揭開國民黨反李登輝勢力集結的序幕，記得訪問時，郝柏村強調「不要幫我造勢」，原來他和李煥等國民黨內非主流勢力，開始集結要挑戰李登輝。

　　他擔任行政院長時以「治安內閣」為號召，先有「反軍人干政」的反對聲浪，後有嚴重的「統獨之爭」。李登輝用他是高招，目的在瓦解「反李」的非主流勢力，並且逼郝柏村交出軍權到立法院接受監督。他任內的財政部長王建?要求課徵土地增值稅，對付財團養地、圈地的不公，解決房地產居高不下的貧富差距問題，卻被扣上外省部長要搶本省人土地的「省籍大帽子」，搞得社會兩極化，王建?擔心連累郝柏村，含淚求去。

　　王建火宣下台，並沒有解決郝柏村的危機，李登輝放話，他主持屬於總統權力的軍事會談，又有一股「外省院長」欺負「本省總統」的聲浪席捲而來，注定使郝下台。

　　李郝不合關鍵在郝柏村堅定的反台獨立場。他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疾言厲色，逼李登輝要開除主張「一中一台」的陳哲男，尤其陳哲男指責郝柏村、李煥、沈昌煥、蔣緯國四人是「賣台四奸」，沈昌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激動地說：「這種侮辱人的事，如果不開除陳哲男，就開除我好！」李登輝只好引用「孫武練兵斬愛妃」的故事，開除陳哲男，後來陳轉入民進黨。李郝兩人的關係從合作之初的「肝膽相照」變成「肝膽俱裂」。

　　八十二年在國民大會上，在支持李登輝和民進黨的國代一片下台聲中，郝柏村激動地高喊「中華民國萬歲」！隨後發表辭職聲明。結束兩年九個月的李郝爭端，連戰接班，李登輝時代登場，但社會上省籍、族群意識已經被極端動員、撕裂。連國民黨都分本土和外省兩派，分別以集思會和新國民黨連線為主，相互抗衡。

為台灣「今代史」留下見證

　　新聞的本質是追求真相，記者的工作是盡最大的能力去找出真相。寫這篇文章回想這幾位政治人物「公開」、「私下」和我的談話，有很多是新聞發生過後，他們才娓娓道來，也有不少是當時鬥爭時刻意地放話。做為一個政治記者，面對權力的更替、面對政治人物鬥爭恩怨、傾軋排擠，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自己捲入其中，才能贏得新聞對象的信任與尊重。

　　我很慶幸在解嚴前後的台灣，這麼複雜的權力快速解構和整併的過程中，有機會洞悉其中，並記錄下來。在這麼好的歷史位置上、這麼重要的關鍵年代，為台灣的「今代史」留下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