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斯土
讀者或許會問起，我們兩個本以寫作外交事務為職志，一個是紐約時報的海外特派兼專欄作家，一個是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為什麼這回卻合力著書探討美國國內現況。答案很簡單。我們是交情超過二十年的老朋友，在這段漫長歲月裡，我們幾乎每星期都會一起討論不同層面的國際關係問題，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但近幾年來，我們開始注意到：儘管每次話題始於外交政策，但最後都會歸結到國內政策。我們會討論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或是哪些事情該發生卻沒發生。有時我們會試著轉移話題，但是談著談著，總是又轉回美國，談到我們如今似乎沒有能力起而應付當前最大的挑戰。
當然，此一情況具有極大的外交政策意涵。置身今日世界，美國多半還是扮演巨大且富建設性的角色，但這必須仰賴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健全。今天的美國生病了，無論在經濟或政治上。我們想藉由這本書解釋美國何以落入今天的境況，以及應該如何脫身。
至於我們的寫作風格，也希望讀者能理解。我們在書中所引用的故事、軼聞與訪談，經常只有我們其中一人在場或聽聞。一本擁有兩位作者且引述諸多報導的書，並不能只寫「我說」或「我看到」。為了清楚陳述，我們在引述的時候必須寫上自己的名字，如：「湯姆回憶……」、「邁可寫道……」（編注：中文版為方便閱讀，佛里曼的感想以第一人稱「我說」或「我看到」呈現，曼德鮑的觀察則加註原名「邁可寫道……」。）
讀者對於我們的認識，大多經由我們的工作角色，所以知道我們是作家與評論家，但是，我們也是美國國民。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撰寫此書的動力不只來自於我們對政策的興趣，也在於我們的身份認同。所以謹在此簡單地自我介紹—不是以專家，而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
佛里曼的童年
湯姆：我出生於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市，在郊區的聖路易公園（St. Louis Park）長大。這個小地方後來因為柯恩兄弟伊森（Ethan Coen）與喬伊（Joel Coen）一部以此為背景的電影「正經好人」（A Serious Man）而聞名。參議員富蘭肯（Al Franken）、柯恩兄弟、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政治學家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長期擔任國家足球聯盟（NFL）足球教練的崔斯特曼（Marc Trestman）和我前後一起在這個小社區住過幾年，這對我們每一個人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這裡的成長經驗，孕育出我對美國的高度樂觀主義，並相信我們真的可以群策群力、共謀公共利益。
1971年，我高中畢業那年，《時代》雜誌的封面是明尼蘇達州州長安德森（Wendell Anderson）高舉一條他剛捕獲的魚，標題是〈明尼蘇達的美好生活〉。通篇報導談的是「這個州有所作為」。如果打從孩提時期開始，本州出身的參議員是民主黨的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孟岱爾（Walter Mondale），麥卡錫（Eugene McCarthy），眾議員是溫和的共和黨籍的麥克奎格（Clark MacGregor）和法蘭澤（Bill Frenzel），而州內的頂尖企業，如戴頓百貨（Dayton’s）、標靶百貨（Target）、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和3M，都是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驅，深信協助興建諸如「古斯里劇院」（Tyrone Guthrie Theater）這樣的建設是企業使命的一部分，你必然堅信政治確實有所作為，而且美國人生活中確實有可行的政治核心。
我和同一群孩子一起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從幼稚園一直到高中。在當年的明尼蘇達，私立學校是給惹麻煩的孩子唸的。對於聖路易公園的中產階級家庭小孩，私立學校簡直聞所未聞，住在那裡的每一戶人家都是中產階級。我媽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加入美國海軍，拜「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之賜，他們才能貸款買到房子。我爸爸沒唸過大學，是一家銷售滾珠承軸公司的副總裁。內人安妮（Ann Bucksbaum）出生於愛荷華州的馬歇爾鎮，然後在第蒙長大。直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還是和我一起在聖路易公園長大的同伴，而我對明尼蘇達州的印象──當然是經過理想化的印象—仍是當年那個主宰且提供我許多政治判斷的明尼蘇達。不論我人在何方—倫敦、貝魯特、耶路撒冷、華盛頓、北京，或是班加羅爾（Bangalore）—我總是期望再次發現明尼蘇達，在那個萬湖之地，政治確實曾發生作為，讓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撕裂離間人民。那就是以前的我們。事實上，那就是我的街坊。
曼德鮑的期待
邁可：湯姆和他的妻子都來自美國中部，而我的妻子安恩（Anne Mandelbaum）和我則成長於美國東西兩岸。她在紐約曼哈頓長大，而我是在加州柏克萊。我父親是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我的母親在三個孩子進中學之後，到公立學校任教，然後進入我們簡稱為「加大」（Cal）的加州州立大學工作。
雖然柏克萊以政治激進主義聞名，但在我1950年代的童年時期，那裡比較像湯姆的明尼蘇達，而不像後來外界熟悉的柏克萊，說它是革命的溫床，其實更帶有美國中部的影子。如今可能令人不敢置信，但在我童年時期，柏克萊曾出現共和黨籍的市長與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
那個年代有一個事件和本書息息相關：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所引發的餘波蕩漾。此一事件在美國引起極大震撼，震波甚至傳到了加菲德中學（後來更名為馬丁．路德．金恩中學），當時我讀七年級。學校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校長嚴正的告誡我們，未來每一個人必須更加努力學習，而且數學和科學最重要。
我父母獻身教育，因此我比旁人更清楚學校與學習的重要性。但是那一刻的嚴肅凝重讓我印象深刻，我了解，美國正面臨一個全國性的挑戰，每個人都必須奉獻心力去面對。我毫不懷疑美國，以及美國人必會勇敢承擔。我們不可能再回到1950年代，同時也有很多理由慶幸時光不會倒流，但當時全國上下那種嚴肅以待的態度，在今日卻一樣必要。
我們目前在華府生活工作，親眼目睹政府無法應付國家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儘管本書對當前局勢的看法悲觀，然而對未來的希望與期盼卻極高。我們相信美國必能迎接挑戰，畢竟，這就是我們在其中成長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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