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叩問傳媒　最起碼的職責︰真實

　7月25日晚，在上海的「點石齋」餐廳。距上一次和余秋雨夫婦見面，是一個多月前。當時他遞給我們花了三年時間剛完成的巨作磁片；也在最後一刻給了一個信封，封內裝著他的書名——「借我一生」。
那天，夫人馬蘭特別高興，因為她終於「撿回了丈夫」，可以恢復過正常日子。問馬蘭：「妳觀察余先生這回寫書，有哪些特別處？」她回說：「他多半是夜裡寫到清晨」，「他的文章總是一改再改，最嚴重的一篇，前後改了五十多次，」……
這一回聚會，馬蘭不在上海，但問候電話適時地從深圳打了過來。我們的話題從《借我一生》尚未出書就在海內外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詆毀的多，以訛傳訛的多談起。我問余先生：「願不願意仔細地回答這些爭議的問題？」他一口答應做這個專訪。

Q：你剛出版了記憶文學《借我一生》引起大家關注，出書之前在中國大陸就有一些負面評論出現，請談談你對這些言論的看法？
A：他們只在雜誌上看到部分章節，明知書過幾天就出版了，但就等不到這幾天，開始大罵，天下哪有這樣的評論家呢？六年來他們幾乎天天在編造我的歷史，我一言不發，現在剛要開口，他們就害怕了，急忙告訴讀者我的書「不值一讀」，是「假的」。這就是他們愚蠢的地方了。他們幾個人中，除了一個人外，其他我一個也不認識，他們也不認識我，那麼，我對自己個人經歷的記憶，他們有什麼權利來判定真假呢？而且，是不是「不值一讀」，讀者怎麼會相信他們這些連罵人文章也寫不通順的人呢？他們罵了我那麼多年，我的書在大陸永遠賣得最好，可見讀者並不信任他們。

Q：你在《借我一生》書中有一段話，談到你在父親生前一直把真實處境瞞著他，瞞得他放心。現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回頭一看，終於知道你這些年是在罵聲中度過每一天的，年年都成為中國文化界被罵得最多的人。你說父親一定會在冥冥中焦急地問，「他們究竟是誰？」其實關心你的讀者也有這樣的疑問，「他們究竟是誰？」
A：第一個是「金牙齒」，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但這些年所有對我的攻擊都是他引起的。在1977年初到1978年底，他整整「清查」了我兩年。「清查」的第一件事，是我說了一句「毛主席對文革錯誤應負很大的責任」；第二件事，是我幫一個殘障人寄了一封車間工人集體簽名信，給當時上海管工業的負責人馬天水，車間工人不滿意車間主任，馬天水收到信後支援了工人，結果馬天水因與「四人幫」有牽連，給他寫信也成了錯事，那位殘障人一時緊張，就說出了我的名字。如果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光這兩件事，我余秋雨至今還關在監獄裡。

第二個是湖北的古某，「金牙齒」的密友。「金牙齒」得知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嚴重錯誤，失去了「清查」我的理由，便急忙拼湊了一些我的其他「材料」，藏在家裡，隔了二十多年趁人們失記，叫古某逐一發表，釀成我的所謂「文革歷史問題」。我曾起訴古某，在法庭上完全搞清了他的所謂「材料」的來源。

第三個是上海的金某，在我的每本書上都「咬嚼」出了大量的所謂「文史差錯」。我寫書涉及範圍廣，差錯一定不少，任何人來指出都非常歡迎，但這個人卻一夜之間用爆炸式新聞的方式，把這件事情變成全國性的文化聲討，把廣大讀者無法判斷的文史細節推到大陸幾乎所有的傳媒上，而且公開表明這樣做是為了針對我的一篇反盜版宣言，他不僅要咬嚼我的文字，而且「還要咬嚼靈魂和骨髓」。

經不少讀者的提醒，我又瞭解了他在文革中的驚人歷史。我在路邊報攤上粗粗瞥過一眼他對我的「咬嚼」，除了一些排校差錯外，其他大多是他在張冠李戴、小題大做，或半懂不懂、似是而非。他的目的主要是賺錢。他知道我在台灣、香港有很大的讀者群，近來主打台、港媒體和出版社，收益頗豐。我規勸台、港的媒體和出版社發表他的文章和書籍前，派人查核一下字典，並查核一下我的原書。

跟著他們起哄的還有幾個，例如北京蕭某、湖南餘某和深圳朱某。只要我有一舉一動，他們就在媒體上大鬧一通，媒體也喜歡採訪他們。

Q：你也提出這些人的活躍，出自於「文化災難的復燃機制和蔓延機制」，請談談這些事件對你的影響。
A：為什麼我提出「文化災難的復燃機制和蔓延機制」？因為所有這些事都太像在文革。本來謠言處處有，小人處處有，但今天大陸的不少文化傳媒自奉為「政府喉舌」，又追求危言聳聽，不存在「對立制衡」的機制，他們的謠言一發表就如脫韁的野馬，遇不到任何障礙，若有為我辯解的文章，一般很難發表，因為「太正常，不好玩」。

於是六、七年下來，人人信以為真，我本人無從解釋，只能忍辱吞聲。甚至，我到吉隆坡、新加坡、巴黎、舊金山、布達佩斯、奧斯陸、赫爾辛基，只要有華人社區、華人讀者，都相信了他們的誹謗，只感到他們「態度不好」而已。

Q：在書中看到你跟古先生打官司的經過，但你的好意，似乎並未得到善意回應。如果再來一次，你會有不同的態度、做不同的決定嗎？
A：對此我很矛盾。我很不願意採取法律行動，因為中國大陸的法律起步不久，著重於重大刑事案件和經濟案件，而不太在乎公然侮辱、誹謗誣陷、侵犯名譽的案件。當時這個案件是非清楚，我看被告生活貧寒，就只讓他道歉，免了他賠償，他還低頭簽了道歉文本。誰知一離開法院，他罵得比過去還凶。如果再採取法律行動，當然不原諒他了。心太軟，對這樣的人無以警誡。

Q：這是過去，採低調處理；但是現在不少海外媒體透過網路消息做進一步報導，請問這些消息都確實嗎？你會回應嗎？
A：這些消息不可能有一絲一毫的真實。這麼說，也許讀者認為我太絕對，但只要知道近年來中國大陸假藥、假酒、假文憑、盜版猖獗到什麼程度，就會贊成我的說法。我只能勸海外媒體回歸一些基本常識，做出判斷。例如，如果說我在「文革」中受到過重用，那麼，我父親余學文先生為什麼遲至1983年才平反？我叔叔余志士先生為什麼被迫害至死？我為什麼不救一救自己的父親和叔叔？反過來，當時處處充滿「階級鬥爭」思惟，誰敢重用一個「階級敵人」的兒子？

如果他們編造的這些材料確實，為什麼遲至三十多年之後才「揭發」出來？按照大陸的政治慣例，每次審查運動都大搞全民性的檢舉揭發，結果總是過嚴，只會嚴重擴大，而絕不會漏網。文革結束後追查文革中有問題的人，嚴到只要參加過造反隊，就不可能擔任最小的幹部，那麼，我怎麼擔任了高校校長呢？這是一個人人羡慕的職位，覬覦的人很多，他們如果要把我拉下，換上自己，只要向上級報告一點點「文革」中做的錯事，立即就會拉下來。我任職六年，上級從未收到過這種報告，當時災難剛過，一切記憶猶新，為什麼大家都放過了我？

現在，所有最過分的話都是我的被告湖北人古某說出來的，你看前兩天他突然說，張春橋接見過我。我說，如果在電視裡看到也算「接見」，那麼希特勒也接見過我。他又在香港的報刊上說，正在研究我「參與奪取最高權力」的問題，不知他所說的「最高權力」是指誰？毛澤東？鄧小平？還是現任的領導？他幾乎每個月都會「發現」我三十幾年前的大量「罪證」，而且據說都有「確鑿證據」，每次「發現」，傳媒都廣為刊登，「證據」也任憑他說。

我因為與他打過一個官司，知道他的精神狀態非同尋常，但今天在大陸卻成了「揭發英雄」。對這樣的指控我很難回應，因為我剛剛回應一句，他很可能就會宣布我「參與謀害了毛澤東」，或者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或者是「東條英機的高級參謀」。等看看吧，他的想像力比誰都豐富。正是這種想像力，使文革中全中國有幾十萬知識分子都成了「叛徒」「特務」「漢奸」，其中很多人沒有等到平反的一天。

Q：根據媒體報導你宣布「封筆」，退出文化圈活動、引起媒體與讀者關注。為什麼決定「封筆」；往後你的生涯有怎樣的計畫？
A：2000年我冒著生命危險穿過中東、中亞、南亞考察文化廢墟回到中國的時候，迎面遇到一片批判，既誣陷我有「歷史問題」，又宣布在妓女的提包裡發現了《文化苦旅》，可見我的書多麼下流，但這麼下流的書還被瘋狂盜版，十本書中至少有九本是盜版。在這種情況下我已宣布不再寫作，以示默默的抗議。

後來，還是台灣的朋友們勸阻了我，還送了我不少筆。我覺得確實還應通過考察歐洲文明來尋找中華文明的弱點，再寫一本生平記憶。

現在這兩件事都做完了，大陸文壇對我的糟踐和驅逐愈來愈厲害，往往隨手翻開一張報紙，總能找到惡言惡語誣陷我的文章，連「剝余秋雨的皮」這樣的文章也寫出來了，大家都知道這是那些想靠罵名人出名的人和嫉妒者們在胡鬧，但誰也幫不了我，誰也阻止不了這股塵囂甚上的狂潮，而我又不忍讓我的家人和學生一直處於這種侮辱之中，因此只能離開。

那個宣布從妓女提包中發現了《文化苦旅》的人，寫文章說我離開是「作秀」。其實真正理解我的讀者都知道，按照我的年齡和寫作狀態，現在離開實在是一個錐心泣血的無奈選擇。一對在非洲生活的華人夫妻從報紙上看到他們罵我的那麼多文章後，邀請我移居非洲，我想那就太寂寞了。但我實在不想再寫什麼，為此寧可讓朋友們責怪我退卻。今後做什麼，不知道。走著看吧。

Q：你在書中說：「要讓世界各華人社區的讀書人，特別是海峽兩邊的讀書人，都比較願意讀某個人的書，這種情形不多了。我既然碰巧成了這個人，那麼，也就承擔了一種話語使命。」這種「話語使命」與「封筆」代表著不同心境，你是否會對封筆之事再做考慮？
A：我想我已經承擔過了，而且，在忍辱負重之中承擔多年了。在體力、心力上我也是個普通人，我已不堪重負。但「封筆」二字是傳媒概括，不會那麼絕對，例如我還會拿著毛筆寫寫書法。

Q：你曾針對大陸媒體長期對你的不公報導，提出了七項質疑反擊。對於大陸媒體「向權威挑戰」的姿態，你頗有感觸，請你談談這個時代的「文化道義」。
A：沒有文化道義，一種文化就失去了精神立足點，怎麼也站不住。即便是造國家大劇院、開文化博覽會，都沒用。文化道義的基本原則是扶善懲惡，揚是抑非，保護文化建設者，阻止文化破壞者。

那些媒體近十年來連續不斷地對我的誹謗，即便是從最低的道義關懷如同情、體諒，也絲毫無存。例如，我畢竟徹底的無權無勢，不是什麼「代表」和「委員」，連作家協會、文聯也沒有參加，沒有領取過「專業作家」的任何工資和津貼，一直辛勞不堪地在遙遠的危險地帶考察文化，年歲也已不小，每次考察都耗費很長時間，都要離別家人，我又從來沒有批評過別人，更不可能爭權奪利……這些基本情況，人人都知道，但他們發覺罵余秋雨最安全，就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地罵個不停。

我這次提出七項質疑，已經無關乎上述道義，只是最後一次來叩問作為傳媒的最起碼職能：真實。如果永遠地不講真實，我最後一次叩問也徹底失敗，那我也死心了。但正如大家所知，我大著膽子提出與我個人有關的這七項質疑後，遇到的報復之大又超過想像。這幾天，大陸文化媒體對著我又做了多少事啊。

Q：你也在《借我一生》中提到：「台灣千萬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在災難歲月保存下來的、最值得珍惜的東西丟棄了」，以你多年來對台灣文化界的瞭解及敏銳觀察，你認為台灣最值得珍惜的東西是什麼？
A：我認為是台灣文化界一直保留著的「君子之風」。絕大多數文化人是講道理的，有基本是非的，看到明顯的邪惡是會出來說話的；在這個基礎上，又有一批傑出的知識分子更有亮烈的人格操守，讓人精神陡然一振。這一些，比專業、技術都更值得珍惜。

Q：你在上海戲劇學院求學，後來回到母校擔任院長，在《借我一生》書中，你提到不少教育理念。請你談談你當初離開戲劇學院時取捨的心境，及對青年學子的人生期許。
A：我離開戲劇學院是為了辭職遠行。或者說，為了宏大的文化考察計畫，我不得不放棄專業。由此我想對青年學子說：學好專業很重要，這是你與世界交往的基礎，但人生最大的課題不會被哪一個專業所囊括，因此不能讓專業框住了自己無限的生命。

永遠有一種超越任何專業的整體性命題在遠處召喚著每一個人，正是這種召喚，決定著人生的終極價值。我離開專業而遠行，是一個笨辦法，而更值得讚賞的行為應該是既不離開又接受召喚，立足專業，問鼎終極意義。

Q：你一生有三次重要的苦讀，和好幾次關鍵時刻的選擇，你說「真正的人生大選擇，是一種缺少參照座標的自我挑戰，需要特殊的勇氣，」你是如何做到的？
A：我的每次人生轉折都很堅決和徹底，原因是轉折前都經歷了苦讀和深思。我相信薩特所說的「存在先於本質」，因此不能早早地規定了自己人生的本質。應該盡可能地選擇更多的存在狀態，而每次選擇都是自我挑戰，沒有自我挑戰的選擇也就沒有意義。我這裡所說的選擇並不一定是調動工作，有時工作依舊，卻更換了基本生態和心態，這就很好。總之，一定要克服穩定性的平庸，每天通過深思熟慮創造一點與昨天、與別人不同的變化，由小變化積聚成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