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醫生告知蓋瑞必須進行腦部掃描，於是他安分地接受核磁共振造影（MRI）的檢查，在狹窄、幽閉恐怖的診察通道內躺了45分鐘。在機器的嗡嗡聲和撞擊聲中，蓋瑞悄悄潛入了自我內在的想像世界。

　　事後，醫師檢視MRI的影像，發現並無任何異常。反倒是建築師蓋瑞，為「LV路易威登藝術創作基金會美術館」找到了設計的雛形；這座用玻璃搭建、獨樹一格的藝術博物館，預定將在巴黎市郊的布洛涅森林落成。

　　「在整個掃描過程中，我一直專注盯著那靈感，思考著、幻想著、設計著。」蓋瑞回想道。「我在開車或坐飛機的時候，也經常會隱入自己的內心世界。以前我父親總會說我是個夢想家，但那並不是稱讚；他說得一點都沒錯，只是低估了做夢的力量。」

　　很少有愛做夢的人，可以像蓋瑞那樣擄獲群眾的想像力。蓋瑞被公認為他那個世代最具重要性和影響力的建築師之一；單是美國建築師協會頒發給他的獎項就超過上百個，此外還曾榮獲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普立茲克建築獎」、第一屆的「桃樂絲與莉莉安•吉許獎」、美國國家藝術獎章，以及無數國際榮譽。

　　蓋瑞在西班牙畢爾包設計的古根漢美術館，是引領該城市邁向經濟復甦與重生的大功臣，《紐約時報》譽之為「世界最有名的新建築」；而位於洛杉磯的迪士尼音樂廳，也同樣被視為視覺與聽覺上的巨作。從拉斯維加斯到阿布達比，蓋瑞負責的建案不是正處於設計或開發階段，就是在施工中或即將完工啟用。

　　自1980年代起，我就曾屢次訪問蓋瑞，為報章雜誌和書本描寫他歷年來許多的心血結晶。幾年前，蓋瑞詢問我是否願意協助他，從他口述的歷史中整理出回憶錄。基於之前多次愉快的訪談經驗，我馬上接受了這個提議，原本單純的口述回憶，也很快演變成編集在本書中的對話錄。

　　2004年12月，我和蓋瑞開始定期會面，有時約在他洛杉磯的辦公室或聖塔莫尼卡的家中，有時則是在餐廳的早餐或會議廳的午餐席間進行對談。我們聊到：蓋瑞出生的家庭和他自組的家庭；蓋瑞夢想成為的和他實際成為的人；一般建築師會做的和他個人具體實踐的事物。無論話題如何延展，我們總是會回歸到，對蓋瑞個人的美感素養產生巨大影響的家庭、文化與地理環境。

　　書中大部分的對話，都是在蓋瑞個人工作室的工作檯邊進行的。在工作檯的遠端，通常都陳列著蓋瑞當天最關心的工作項目：正在構思中的建築模型；某個商品的原型；又或許是一疊工程照片，記錄著某個施工中的建案。

　　在訪談剛開始的時候，有一盞材質輕薄、類似紙做的白色燈具在那兒；那件作品後來命名為「雲燈」。幾個星期過後，多出了或許是用來裝雲燈的木箱子；不久後，又出現一條雅緻的手鍊，預告Tiffany「蓋瑞典藏系列」即將增添的新品。還有一次，我們稍做休息，我看到一把尚未完成的鋼椅，蓋瑞要我試坐看看，告訴他是否舒適。

　　我們通常坐在工作檯比較整齊的那頭，旁邊擺著筆和畫紙；蓋瑞總是一邊說話一邊畫畫。例如，剛開始有幾次訪談聊到蓋瑞的童年生活，我們的對話就不時停頓，好讓蓋瑞畫出他父親做的一具紙糊的木馬、蓋瑞記憶中的多倫多街坊、小時候住的第一個家等等。存於蓋瑞腦海裡的是視覺化的記憶，最好的陳述方法並不是用說的，而是透過速寫把他的成長環境，或他欣賞的、甚至是他自己設計過的建築物，重新呈現出來。

　　蓋瑞也會一邊講電話一邊畫畫，在他那黃色的橫條筆記本上「塗鴉」。他還會把一些塗鴉裱框，送給太太菠塔（Berta）當禮物，其他的就塞在抽屜裡。有一次，他打開辦公桌的抽屜，抽出大概24張大大小小的黃色橫條紙，彷彿很驚訝地看著說：「光這個禮拜就有這麼多了。」

　　素描簿子跟著蓋瑞到處跑，包括他經常待的機艙和飯店房間。蓋瑞畫畫的時候，簡直就像個孩子，認真專注在他顯然樂在其中的圖像上面。蓋瑞基本上生性害羞，偶爾有人急擁向前搶著跟他攀談時，他會顯得尷尬，面對一大群人也讓蓋瑞頗不自在。

　　顯然只有在洛杉磯「蓋瑞建築師事務所」（Gehry Partners）雜亂無序、寬敞的辦公室，才最能讓蓋瑞感到輕鬆舒適。這裡曾一度是巨穴般的工業場所，如今有許多建築師、設計師、模型製作專人與其他員工在此工作，其中又以年輕人居多，共同為分布世界各地、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建案努力著。

　　在事務所裡，寬敞的工作空間依建案進行切割，隨著各個建案所需的工作時數增加或減少，空間的配置也跟著放大或縮小。某段時期，一張又一張的工作檯上，全是紐約布魯克林大型重劃案——「大西洋院」（Atlantic Yards）的模型、照片及平面圖；當「費城美術館」擴建案的設計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則又換成大量各種尺寸的相關模型。

　　蓋瑞與辦公室內所有的活動，既是獨立、也是連結的，他的個人工作室屬於半開放式，三面牆上都鑲有大玻璃窗，足以讓他把每個人的舉動看得一清二楚。為了方便溝通，其中有兩面推拉式玻璃窗，一面開向執行助理亞孔恩（Amy Achorn），另一面則開向辦公室主任洛伊德（Meaghan Lloyd）。蓋瑞的手機似乎從不離手，通常處於震動模式，但有時會響起阿隆．柯普蘭的「眾人信號曲」。

　　這些年來，蓋瑞建築師事務所曾經歷多次搬遷，不過蓋瑞的個人工作室內部看起來大致相同：幾十年前蓋瑞設計的調整型硬紙板扶手椅、布滿紙張的辦公桌、大型工作檯，幾乎快讓東西給塞滿的架子、牆壁與地板；牆上掛滿了獎項、紀念品，還有許多張蓋瑞與名人的合照，如大提琴家馬友友、藝術家羅伯特．羅森伯格、建築大師菲力普．強生、超級職業冰球明星馬侯里奇；幾個架子上擠滿了蓋瑞做的或取得的物品——花瓶、玻璃雪球、建築模型；藏書多得不僅快要從書架上擠落，連書架旁一落落的書也堆得東倒西歪。在這裡，你得隨時隨地看好自己的腳步。

　　白髮藍眼的蓋瑞，身高170出頭，幾乎總是穿著黑色的牛仔褲和T恤。多年來，他一直是附近「黃金健身房」的常客，定期運動之外，平常也會注意自己的飲食。為了與客戶見面或監督工程進度，連續重複的旅行儘管使蓋瑞經常面露倦容，卻似乎毫不影響他身體的硬朗；有時他會拄著拐杖出現在公共場合，我卻從來不曾在事務所裡見過。蓋瑞通常利用自己的工作檯召開會議，也時常會站起來、走進寬敞的工作空間，去詢問或回答問題、跟同事溝通，又或者是旋轉、端看某建築模型的每個面向。

　　蓋瑞，1929年2月28日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原名為法蘭克．歐文．高柏格（Frank Owen Goldberg）。蓋瑞的父親艾文（Irving）在紐約曼哈頓的閻廚區長大，曾經是拳擊手、卡車司機、推銷員，對繪畫也有濃厚的興趣。母親黛瑪（Thelma）出生自波蘭，從小自學，成人後才返回高中接受教育，諳練小提琴的她帶領蓋瑞進入了藝術與音樂的世界。

　　蓋瑞的外祖父母，莉亞及山繆．卡普蘭（Leah and Samuel Caplan）是蓋瑞在孩提時期非常重要且親近的家人。蓋瑞的許多童年時光都是在外公外婆家、五金行、猶太教堂中，與外祖父母一起度過的。

　　1947年，隨著家人移居洛杉磯，洛城中瀰漫的創新活力，很快點燃了蓋瑞內心的熱情。蓋瑞時常提起，在20世紀中葉，視覺上呈現一片混亂的洛杉磯，是個到處充滿實驗精神與創作自由的神奇地帶。

　　有一次，蓋瑞向我坦承，如果他一直生活在多倫多，這輩子很可能就無法成為建築師了。理由不僅僅是興趣或應試能力的關係，可能無法讓他成功錄取多倫多大學建築系；更重要的是，當時加州藝術界所提供的美學滋養，是多倫多的文化環境無法比擬的。那時洛杉磯藝術圈所探討的議題，「引領我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邁上建築之路，而多倫多卻不見得有類似的激盪發生。」蓋瑞回想道。

　　同行的建築師視蓋瑞為異類，藝術界卻接納他為圈內人，無論是設計建築或手鍊，這群藝術家朋友的影響可說是無所不在。以洛杉磯為創作根據地的藝術家查爾斯．阿諾蒂是蓋瑞的多年好友，兩人自生涯的「初出茅蘆」時期就相識至今，他表示：「藝術家從不接受一切事物既定的樣貌，視野所及都充滿無限的可能，而蓋瑞就是常跟我們這樣的人聚在一起。」

　　阿諾蒂談到自己早期以樹枝為材的裝置藝術作品，靈感取自於大自然，而蓋瑞則是毫不猶豫地承認，自己從阿諾蒂和大自然兩者身上汲取靈感。蓋瑞事務所的合夥人透露，他們經常得查閱蓋瑞在討論設計時提到的畫作，參考資料可能是一般人熟悉的馬諦斯剪貼作品，也可能是在義大利帕多瓦的斯克羅維尼禮拜堂天井上，鮮為人知的喬托溼壁畫。

　　據悉，德國杜塞道夫的綜合辦公建設案，其設計靈感就是來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貝里尼的畫作。有一回，卡通影集「辛普森家庭」以蓋瑞為主角，製作了一集廣受觀眾喜愛的故事，劇中以誇張詼諧的手法描寫蓋瑞從垃圾桶中尋找靈感；要是真聽到有人這麼批評，蓋瑞或許會覺得惱怒，但如果事實真是如此，我也不會太驚訝。
洛杉磯郡立美術館館長高凡（Michael Govan）特別提道：「傑出的創作者奠基於借用和偷師之上。當我聽到有藝術家抱怨蓋瑞用了他們的點子，我總是會笑著說，那就是他天才的地方之一，擁有吸收各種概念的驚人能力。」

　　將那些概念轉化為素描和積木模型，是蓋瑞創作過程中的關鍵。「蓋瑞透過那些模型來進行思考，」因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一案，與蓋瑞共事過的古根漢前副館長高凡描述道。「這就是藝術介入的部分。他富有孩子般強烈的好奇心，不斷排列、配置各個組件。在其他建築師的工作室裡，你會看到完成的模型；在蓋瑞的工作室，你則是看到一桌又一桌皺曲的紙、貼著透明膠帶的硬紙板、或是其他毫不相干的材料。」

　　大家都知道蓋瑞一貫的作風是，直接在辦公室裡繞一圈，尋找尺寸可能剛好符合的物體，然後放入某個正在製作的模型當中；甚至是沛綠雅礦泉水的玻璃瓶和蘋果，都曾多次派上用場。還有一次，我看著蓋瑞和他的同事，拿著電視影集「羅海德」的音樂錄音帶手忙腳亂。
蓋瑞經常跟我說，新奇的建築物如何反映出他與有創意的業主之間的互動，而我在蓋瑞建築事務所裡，親眼看到這樣的交流來回反覆上演。也許多數人看到蓋瑞的手繪稿，都會認為那是一堆紊亂、扭曲的線，然而對蓋瑞的設計夥伴而言，卻是再清楚不過的表達。設計師韋布（Craig Webb）甚至曾利用富士全錄彩色影印機來複製蓋瑞的手繪稿，剪裁之後當成製作模型的樣板。

　　「有時候蓋瑞會看著我做的模型說：我看不懂，然後叫我再重做一個。其他時候，他只丟下一句：『噁！』就走開了。這並不是思維大量對流的溝通方式，而是非常直接、本能的。」韋布貼切地形容道。

　　這種直觀的工作模式顯然也有啟發的作用。有許多人曾經在蓋瑞事務所修業，離開後都各自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其中一位就是以洛杉磯為根據地的建築師邁克．馬贊（Michael Maltzan），他說：「每當有人問我最喜歡蓋瑞設計的哪個作品，我總會說是事務所的辦公室。蓋瑞營造了一種追求無限可能的工作文化，抽掉這元素，就沒有任何一件作品能夠誕生。在那裡，再荒唐古怪的點子，也從來不會被拒於門外。蓋瑞是我的職場良師，他具體的示範，讓我和其他許多同行領悟到，要把建築設計變得可行、呈現出成果，背後有哪些必備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