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三月，港英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飛往北京，就香港問題做出說明。麥理浩通曉漢語且廣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將與一位高級官員見面，抵京之後才高興地獲悉，即將與他會面的是剛被任命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這次不公開的會見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麥理浩對鄧小平談到香港正面臨日益增多的困難。雙方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一直統治著香港這塊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約將於一九九七年到期。麥理浩總督採用外交辭令，字斟句酌地談到有必要讓港人放心，因為他們對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前景深感憂慮。鄧小平仔細聽取了港督的關切。當會談結束後他們起身走向門口時，鄧小平向麥理浩做了個手勢，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聽到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幾的主人對他說：「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

　　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個爛攤子。在上一個十年開始時，死了三千多萬人；國家仍因文革的混亂而步履蹣跚。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幹部，仗恃毛澤東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十億人的國家陷入一片混亂。當時占人口總數八○％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四十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一九五七年的水準。

　　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台的老幹部，但他們對自己占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缺少素養。軍隊變得臃腫不堪並疏於軍務，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大型工廠的生產仍在採用一九五○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於失修狀態。

　　大學在過去十年裡基本上被關閉。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裡變得愈來愈困難。城市又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的千百萬農民。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並不歡迎新來的人。

　　一些大膽的幹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澤東本人，但是鄧小平認為，過去二十年的失敗不能全歸罪於一人，用他的話說，「我們大家都有份」。毛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在鄧小平看來，更大的問題是導致這些錯誤的制度缺陷。政治體系控制到每家每戶的做法搞過了頭，造成恐懼和主動精神的喪失；對經濟體系的控制也搞過了頭，導致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國的領導人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既維持國家穩定，又為社會鬆綁？

　　文革前的十多年裡，沒有誰比鄧小平在建設和管理這個舊體制上承擔過更多責任。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鄧小平下放農村的三年半裡，也沒有哪個中國高官比他更深入思考過中國的舊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需要做些什麼。

　　一九七八年時，鄧小平對於如何做到民富國強並無清晰的藍圖，他承認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並且一再重複這句如今已廣為人知的話。3不過，他在思考如何開展工作時，確實有一個框架。

　　他要讓中國向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和新思想敞開大門，無論那個國家屬於什麼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正以其他任何國家未曾有過的速度快速發展。然而鄧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整個制度，因為任何外來制度都不適合中國的特殊需要—中國有著豐富的文化傳統，它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很大，而且十分貧窮。他認識到一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的事：單靠開放市場並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逐步建立各種制度。他要鼓勵幹部開闊視野，到各國學習成功經驗，帶回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和管理方式，通過試驗來確定能在國內行之有效的辦法。他要幫助鋪平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之路，使它們願意與中國合作。

　　為使這項重建工作有序進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掌控這個過程的組織。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國，最有經驗的領導，是那些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初就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需要讓他們重回工作崗位。要派年輕人去海外學習，從世界各地帶回最好的觀念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這些新做法將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即使共產黨也要從根本上轉變它的目標和工作方式。

　　身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不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出新思想，他認為自己要負責的是設計和建立新體制這一顛覆性過程。他要承擔最後責任，做出正確判斷。他要挑選一個與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導這個體制的過程中能夠與他分擔責任；他必須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一起有效開展工作。他要得到有關國內真實情況和國際形勢的最佳資訊。他要給人們希望，又不能像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那樣使人產生不切實際的預期。他要向幹部群眾說明國情，也要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民接受，使國家不至於分裂。雖然掌握著很大權力，但他知道必須敏於觀察他同事間的政治氣氛，畢竟他要依靠這些人貫徹他的指示。即使制度發生根本改變，他仍要在就業和日常生活方面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簡言之，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十億人口、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