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戰時中國
（一） 雙方認知上的落差
中國對美國，由期望到失望，美國對中國，由同情到不滿。
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蘆溝橋事件後，中國的單獨抗日使得美國輿論同情中國，中國政府和美國支持中國的友人也成功地強化了這種情緒。「維持中國作戰」（keep China in the war）一時成為美國鼓勵中國的口號，這固然有助於美國政府強化對日本的政策，但畢竟美國的政策是基於美國的利益，而不是基於對中國的友善。
從美國自己的觀點，對亞洲的戰爭從一開始就疏忽了一個事實，中國政府把中共問題視為主要問題，日本終究會被盟國打敗；而美國認為打敗日本為首要目標，國共爭執妨害對日的作戰。這一分歧從未化解，造成中美雙方對彼此的失望和不信任。
中共把抗日戰爭視為發展壯大自己的絕好機會，他們也充份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強化在淪陷區的號召上。
盟國容或在戰爭目標上有不同意見，仍會儘量化解他們在利益上的衝突，但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利益的衝突非但未能化解，而且還日益擴大。當美國人來到中國看到一個完全與自己不同的社會時，這種分歧便開始擴散了，尤其當他們看到戰亂中國的貧窮、落後、無知和原先對中國的英勇、偉大和快樂的形象完全不同時，他們的失望和驚訝是可以想像的。他們甚至懷疑，過去對中國的認知是中國政府不實宣傳的結果，更加深了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猜忌和不信任。
同樣的，美國人以自己的標準和想法要求中國的軍隊，這點當然更令他們失望。他們發現，中國根本沒有作戰的訓練和能力，有的只是人多可以犧牲和廣闊的土地可以撤退。他們不去思考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已單獨對抗日本的直接侵略四年半（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間接侵略（從九一八算起）已十年半，不就是靠犧牲和不屈服的決心。相反的，他們?一昧批評中國，只想依賴美國為中國打戰。
事實上，中國之抗日本來就是以卵擊石，日本在發動對中國侵略之前便有「三月亡華」的野心，但中國居然抵抗了四年半還沒有被打垮。日本也透過德國，希望以戰逼和，如此日本就可以中國為基地，向太平洋和東南亞全力發展，建立其「東亞新秩序」，但中國政府始終不為所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為了抗日所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不但使中國農村凋蔽，人民流離失所，而且整個經濟也破產，加上中共處處與國民政府作對，專扯國軍後腿，國民政府的處境只有用內外夾攻、腹背受敵來形容。美國歷史學者瓦格（Paul A. Varg）形容當時的中國，有如一個被勒著脖子的人，抵抗力只有愈來愈小，他說，「打仗是一回事，但被窒息而死完全是另一回事。」
美國人對中國的情勢由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過度讚揚，到爆發之後的過度失望，基本上反映了美國對中國不夠了解。
同樣的，中國人對美國也由過高的期望變為失望，在中國人心目中，美國是一個既強又富的大國，好不容易等到美國參加對日戰爭了，當然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何況中國已經支撐了那麼久，也應該稍作喘息，但美國的表現卻令中國人十分不安。
1. 美國參戰初期，太平洋戰爭並不順利，尤其是菲律賓、香港和新加坡相繼被日本攻下，到了緬甸失守了之後，中國對美國的信心已大為降低。
2. 美國重歐輕亞的戰略日益明顯，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美國要先在歐洲打敗德國之後，才能集中力量在亞洲打敗日本。這一戰略也涉及了美國戰略物資提供的優先順序，中國以抗日最久、損失最重，認為理應得到美國的大力協助和援助。
3. 中國向美國要求5億美元貸款，但美國?要干涉其用途，國務院甚至認為中國的抗日是中國自己的事。中國爭取到之美國援助，經常被移作他用。對此一問題，白宮參謀長李海海軍上將（Admiral William Daniel Leahy）和美前駐蘇聯大使浦立德（William C. Bullitt）都曾為中國不平。
4. 在1942到1943年間，中國急需在緬甸開闢第二戰場，以解除中國被切斷運輸之苦。美國本已承諾，但由於英國之不配合，終被打消。
1943年12月，美國軍方情報單位曾分析，國民政府對反攻日軍已無能為力，但美國又必須讓國府打下去，至少還可拖住日本的百萬大軍。
國府軍隊為什麼不能打仗？原因有三，一是飢餓、二是疾病、三是缺乏武器。美國大使館官員艾哲生（George Atcheson）曾報告說，許多軍隊均處於半飢餓狀態，所以逃兵愈來愈多。1943年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的報告中，曾提到一個師在一年中由於營養不良而死了1,500人，另一位美國大使館的人員的報告說，他看到一個連的軍隊只有八枝槍。
1944年9月美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曾引用蔣夢麟的報告，他當時為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國紅十字會主席，指出中國當時在徵來的兵中，100人只有10個人身體及格；當有了飯吃，經過訓練後，100人中也只有22個人可以打仗。蔣夢麟指出中國最需要的，第一是糧食，第二是醫藥，第三是領導，第四是武器裝備。
（二） 戰略上的分歧
儘管中國的情況不樂觀，但美國在戰略上不得不盡量容忍，一方面要中國牽制日軍，另方面美國原計劃要以中國為基地去轟炸日本本土。
中國本希望美國和英國配合中國反攻緬甸，1943年5月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便對美國提出此一建議，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上，也得到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的支持。史迪威說打開緬甸的道路，將有助未來在香港反攻日軍。
開羅會議中，蔣委員長雖力陳進攻緬甸必須海陸夾攻，但由於英國抵制，未能成案，僅得羅斯福之「保證」將繼續推動，但不旋踵，一週後便在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中被推翻。
羅斯福在1943年11月25日向蔣委員長保證，繼續推動「海陸夾擊反攻緬甸」（Buccaneer）計劃。但一個月後，羅氏便致電蔣委員長因將在歐洲反攻，反攻緬甸計劃告停或延期。事後，羅斯福曾向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表示，美國對中國的承諾似無一次信守，心中極為不滿。
在德黑蘭會議中，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稱由於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不但中國基地已不需要，連中國是否繼續對日作戰，亦不必過慮。羅斯福稱對蔣委員長已有承諾，如無重大理由，不能取消緬甸的兩棲作戰計劃。邱吉爾說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早日勝利，就是最好的理由，並稱其從未對蔣委員長有任何承諾。
德黑蘭會議的重大意義，是蘇聯取代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戰略夥伴。更嚴重的是羅斯福與史迪威的一段談話，史迪威說蔣委員長可能垮台，並建議尋找替代人選，羅斯福表示可行。羅斯福並表示蘇聯疆界已經足夠，不需再擴張，蔣委員長也表示中國不要越南。此段談話，對史迪威可能有很大的鼓勵，當時其助手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也在座，對其日後推動與中共合作有很大的鼓勵。
蔣委員長對此一決定，十分憤怒，他告訴羅斯福說，打通緬甸對中國是件有關生死的大事，每月經由駝峰（the Hump）空運給中國戰區的物資不到一萬噸，而其中75%是給在華美軍所用。在此情況下，蔣委員長要求美國給予10億美元貸款作為補償，結果中美為了匯率問題爭執不下，迫使中國最後不得不被迫放棄此一要求。
1943年之前，美國重視中國戰場，對中國所求者多予回應；1944年以後，美國不再重視中國戰場，對中國所求者多予駁回。
馬歇爾電告史迪威稱自魁北克會議（Quebec Conference, 1943年8月）後，攻日戰略已作成「不必經由中國」之決定，故今後打敗日本不必在亞洲大陸作戰。
事實上，中國戰區自始未受西方盟邦平等之待遇，理由為：1.先歐後亞之戰略決定。2.未能參加決定戰略之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簡稱CCS）。3.不准參與軍火分配委員會。4.對日戰略的決定，排除中國在外。5.與其他盟國不同，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物資由美方負責分配。6.中國分配到美國對盟國援助的比例最少，除1945年的8%之外，其他每年均在1%左右。
「維持中國作戰」（keep China in the war）自始就是一個消極性的政策。
<摘自 《中國命運•關鍵十年》前 言>
|
購書車 | 會員中心 | 客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