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我參與台灣觀光國際事務的往事，在我六年前出版的《御風而上》一書中曾經提到。本以為在上一本書已經做了完整的交代，沒想到，事情並未結束，後來發生一件事，正好適合為這本新書做印證，因此不得不重提舊事，做為本書的結語。

許多年前我代表台灣參加亞洲旅遊協會（PATA），擔任理事，這是亞太地區最大的旅遊組織。

為了加強和各理事國代表的友誼，我特別參與許多委員會以廣結善緣，這其中包括行銷推廣、觀光開發、古蹟保存等委員會。有時候，甚至要和專家小組到不同國家參與規劃、顧問等工作。

同時，我也必須經常正式或非正式地邀請不同理事到台灣訪問。每一次，我都得拋開手邊的大小事接待他們，扮演好主人的角色，這些工作其實都要花非常多的心血和時間。不過，為了爭取各國的友誼，使台灣擺脫政治干擾，順利做一個忠實的會員，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而且必須去做的事。

早期大陸尚未入會，一切推展還算順利。但是隨著大陸開放並將觀光列為優先發展目標，大陸入會的情勢愈來愈明顯，我們的會員壓力也愈來愈大。一向不喜歡參與政治的我，不知不覺中，成了台灣在PATA席次的捍衛者。

果然，經過多年的來回攻防，一九九二年大陸入會案終於通過，我們被迫更名為「中華台北」。

雖然，經過我協商折衝，入會案的文字內容都以對台灣傷害最小的方式呈現，但是，在巨大壓力之下，花了十年努力，每一年都必須面對一次又一次心靈煎熬，當最後終於必須面對現實時，即使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心中仍然有一種沉墊墊、卻說不上來的無奈。

於是會議結束之前，我起身做了一場演說：

「在這裡，我願意跳開我代表台灣的身分，向共事多年的夥伴訴說我的感想：自從PATA創會以來，台灣為亞洲的觀光事業做了很多貢獻。我們無私地奉獻了經驗，一方面是台灣希望和全世界做朋友，同時也希望用非政治的語言、透過觀光幫助其他國家，得到協助。

但是我認為，PATA今天的決定是令人失望的。我們理事會為了讓一個新會員加入，居然不惜要求原來創會的忠實會員改變名稱，讓它陷入窘境，實在是開了非常壞的先例。本來身為PATA會員，我們舉雙手歡迎任何這區域的國家參與，但是，絕對不能以犧牲一個既有會員的權益為條件??

我不知道我的國家將做何選擇，至於我自己，我將從此退出PATA組織。」

說完，我就退席了。沒想到，有將近一半的會員代表，跟著我先後離開會場，到場外向我握手致意，甚至主席當時必須被迫宣布暫停會議。當然，這其中許多人也許因為國家的立場，不得不投下贊成的一票，但最後卻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我的抗議。

我回到飯店，關上門。會議中那些偽裝的堅強，一下子全部崩潰，我在房間裡，抱頭痛哭。後來，我正式離開PATA理事會，從此不再涉足大會的任何活動，台灣也不再如往常般積極參與活動。

又將近十年之後，台灣重新以正面態度面對現實，在二○○一年邀請PATA理事會到台北舉行。

這是「更名」事件發生以後，PATA第一次到台北開會。理事會中的許多成員，仍是我當年的老朋友，只是已經十年未曾相見。他們難得到台灣，我又身負台灣觀光協會會長的身分，因此，應大會要求，選了一天，邀請這些理事到亞都餐宴。

PATA在台灣的會議十分緊湊，餐宴只得安排在中午休息時間，我也事先得知，有三個小組必須利用午餐工作會繼續討論，因此不會來吃飯。

沒想到，午宴一到，參加的人數比預期超出很多。原來，那天早上，他們知道中午是我做東、到亞都午餐，三個午餐工作會的主席，不約而同地協商暫停會議，全部都來了。

亞都的餐廳裡，充滿了來自各國的友善寒暄和親切問候。我知道，他們為的，絕不是一頓午餐。

我不禁想，十年過去了，我以為當時的點點滴滴也都過去了，但是，並未停止。

二○○五年，我接到PATA台灣更名事件時的理事長夏瑪（Inder Sharma）先生透過朋友轉來的信。信中提到，他在觀光事業服務五十年，將正式退休。在人生走向平淡之前，他希望親自對一生中幾位重要的朋友致意，而其中一位就是我。

收到這封信後，我正式回覆表達歡迎。不多久，卻收到他的來信，他因為心臟疾病，醫生囑附必須取消行程。過了一個月，當他身體稍適，又訂了一個日期，最後再度取消。

一直到第三次，也就是三個月後，他終於成行。隨行陪伴的，是曾經擔任醫生的夫人及照顧身體的大堆藥物，夏瑪先生是認真要完成這趟他形容的「感恩之旅」。

那個夏天，他來到台北，我們在聚會中回憶了許多往事。他離開之後，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我，這封信也轉寄給所有PATA過去歷任與現任的理事與會長。

「非常謝謝您熱誠的招呼與接待，雖然未能見到您的夫人，但更高興的是，能再次與您見面。

PATA在十二、十三年前接受中國大陸成為會員，以及保留台灣會籍的努力上，對於您當時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給予公平的肯定。歷年PATA的在任者，對您過去幾十年來在組織中如此特殊與無私的貢獻，也沒有給予表彰。

記得在八○年代末期、九○年代初期，PATA非常期盼中國大陸成為會員，中國也同樣渴望加入，但條件之一是中華民國台灣不能留下。

我的前任理事長，特別是普立瑪（Neil Plimmer），針對此事，都採取過行動，但是沒有成功。最後由我肩負起這項任務，我以自費方式，兩次前往中國與當時的李主席協商。

很諷刺的，如此的會晤就像季辛吉一樣，我從喀拉蚩飛到了北京，費了極大的努力，去說服李主席必須讓台灣繼續保留會員資格，但他堅持無法接受『中華民國』這個名號。經過多次的協商之後，他不得不同意，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國際奧委會的名稱『中華台北』。

我仍然記得，當時在澳門，董事會經過多少次溝通協調，才得出這個結論。整個過程中，除了印尼觀光部長艾福（Joop Ave）、PATA秘書長瑞塔納帕拉（Lakshman Ratnapala），您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您的耐心、諒解、合作，最令人印象深刻。

『中華民國』是最資深且支持的會員之一，大多數會員都不希望失去這個夥伴，但是，多數會員也看到PATA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在這之中，您扮演了最好的協調者、朋友及善解人意的夥伴。

我同樣回憶起當時，您個人在理事會做成決議後，選擇退出PATA理事會的個人席次，對自己所做的犧牲，沒有任何怨言，您表現出最佳的紳士風範。遺憾的是，截至目前，PATA的歷史對這事件不曾留下任何紀錄，也不曾對您過去多年來對PATA的貢獻做過正式的表揚。

經過漫長的十多年，我謹在此，與您分享我的感受，並希望藉此機會，將這一段歷史紀錄，分享給PATA所有過去與現任的領導者。」

夏瑪先生的信，讓我非常感動，之後，PATA會員一連串的回應，也讓我非常感慨。我們每個人都有現實的無奈，也在因緣際會中必須背負政治的宿命。可是，經過時間的焠煉，驀然回首才發現，即使PATA歷任會長當時都在執行他們認為對的事情（從客觀的角度看，也確實如此），我很高興，台灣在我的建議下，沒有選擇英雄式的退場，而繼續保留PATA的會籍。

當然，擔負折衝使命的我，必須知所進退，負起責任。但我始終堅信，友誼或許不能改變世界大勢，卻能細水長流地為國家維繫影響力，甚至建立形象。

我的觀光義工生涯，終於也到了寫下句點的時候。這麼多年來，兩岸的情況此消彼長，讓人不勝唏噓，但是可以確信的是，在未來，必定走向更和諧、更開放。

盼望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藩籬，也隨著更多了解、交流，能夠化敵為友，走向光明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