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納曼的父母是立陶宛猶太教人，1920年代初移民到法國。1934年，他的母親到特拉維夫探親時生下他。他小時候跟家人住在巴黎，父親是一家大化學廠的研究主管，事業做得不錯。

　　在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提交的自傳中，康納曼提到，成長於納粹德國佔領期間的法國，身為猶太人的童年，以及常常聽到父母與朋友之間的閒聊，讓他從小對人的複雜性就有了概念，或許就是這種經歷讓他對心理學產生了興趣。

　　當時，許多法國猶太人跟其他德國佔領區的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死在集中營。康納曼的父親有一次被捕，德國人竟以為抓錯人，把他放走；康納曼自己有一次違反宵禁，德國親衛隊員以為他是非猶太小孩，不但開車載他回家，親切摟抱後，拿出自己小孩的照片給他看，還給他一些零用錢。回到家後，他對母親曾說「人性既複雜又有趣，永遠無解」，有了一番體悟。

　　從小腦筋發達、四肢簡單的康納曼，體育課的表現簡直不忍卒睹。1946年他讀8年級時，體育老師拒絕讓他登上榮譽榜，理由是「他做人再好，也是有限度的」。他小時候有一本寫文章的筆記本，封面題上「思緒隨筆」（康納曼現在想到自己小時候這麼自大還會臉紅呢）。第一篇文章是他在快滿11歲時寫的，內容談到信仰，還引用哲學家巴斯卡（Pascal）的名言：「信仰是心之所見的上帝。」接著寫到，「心中要看到上帝，可能很難體驗，也非時時靈光，因此人們創造出教堂與管風琴音樂，讓信仰所帶來的興奮感有更可靠的來源。」寫這段話的小孩，對心理學還真有點天分，但也需要過點正常生活。

　　搬到巴勒斯坦後，康納曼的生活徹底改變，原因之一是他重讀八年級，不再是班上年紀最小、體力最差的人，而且也交了朋友。他找到更好玩的消遣，不再只是躲起來寫文章。到了高中，康納曼從學術上獲得很多樂趣，這是因為老師教導有方，同儕也志同道合，他很享受融入群體的感覺。

　　17歲時，因為日後必須服兵役，康納曼做了幾個決定。他打算申請可以延緩服役、先完成學位的單位，這表示他暑假必須到軍官學校受訓，服役內容也必須跟所學專長有關（參閱本書第18章）。當時，他已經決定要當心理學家，但過程並非沒有掙扎。他青少年時感興趣的問題，像是人生的意義、上帝的存在、不搗蛋的理由等等，都屬於哲學問題。但他後來發現，相較於上帝存在與否，他更感興趣的是，什麼原因讓人相信上帝存在；相較於自己對道德的看法，他更感到好奇的是，是什麼原因讓人對是非對錯有所堅持。康納曼接受職涯諮詢後，心理學成為推薦選項的第一名，經濟學則排名第二。

　　康納曼1954年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取得心理學學士學位後，加入以色列國防軍服役，退伍後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1961－1978年在希伯來大學心理學系任教期間，他遇到了一生的合作夥伴──特維斯基（Amos Tversky）教授，開啟了一段輝煌的學術生涯。

　　康納曼和特維斯基幾乎形影不離，時常漫步在希伯來大學的草地上，坐在小咖啡館裡，或在他倆共同的辦公室喝著咖啡，他們總是在交談，談論他們共同研究的問題。即使後來兩人分別至史丹佛大學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兩人每天還是熱線不斷。他們共同奮鬥，建立了一套解釋人們在危險和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做出判斷及決定的理論，與幾位先驅者一同創立了行為經濟學。

　　2002年，康納曼與開創實驗經濟學的史密斯（Vernon L. Smith）教授共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康納曼的貢獻在於，「通過心理實驗研究證明，『經濟決策的過程是理性的』假設不能成立，把心理學成果與經濟學研究有效結合，進而解釋了人類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做出判斷」。但康納曼卻認為自己是心理學家，而不是非經濟學家。

　　當他得知自己獲獎後，十分激動，竟把自己反鎖在屋外，後來不得不破窗而入。他說，「得獎是對行為經濟學研究者的肯定」，在高興之餘，他「還有一點傷感」，因為他長期的研究伙伴特維斯基因罹患皮膚癌，59歲即辭世。他說，「這個獎不頒給已經去世的人，要不然1996年去世的特維斯基博士也應該分享這份榮譽。我覺得這個獎是我倆一起得的。」當被問到如何運用這50萬美元的獎金時，康納曼說，「年齡愈大，就愈能做出明智的投資決策，我現在的年紀可以讓我大賺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