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嘉義不但盛產稻米，同時也是木材的集散地。大約在1943年前後，也就是王永慶年近三十歲時，他開始轉向買賣木材。也正是這段經歷，使他對嘉義和宜蘭兩地有深厚的感情。可是歷史總是捉弄人，四十多年之後，當王永慶想重回宜蘭蓋石化工廠時，卻遭遇民眾的環保抗爭，並迫使他的工廠幾易他地。

　　抗戰勝利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重回祖國的懷抱。光復後的台灣百廢待舉，亟需建築材料。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台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迅速上升，遂開始恢復對台軍事與經濟援助。此時當局成立軍事工程委員會，開始大興土木建設軍營，推動建築業率先復甦。王永慶所經營的木材業，由此也跟著水漲船高。

　　根據坊間所述，王永慶從事木材生意，對客戶收帳的條件放得很寬，並且從不要求客戶擔保。如此做既沒有因此遭遇倒帳，也沒有和客戶發生過爭執，原因在於他不但了解客戶，而且也和客戶建立了良好的交情。當時有超過半數的營造廠都是他的客戶，遂使他的業務蒸蒸日上。

　　前華夏海灣塑膠公司董事長趙廷箴，當時正從事營造生意，需要大量的木材，由於對王永慶提供的服務與協助感到滿意，所以成了王永慶的大客戶。當年趙廷箴要成立營造廠時，必須繳交一筆保證金，於是他找了王永慶，希望他能提供資金支持，王永慶當下借給趙廷箴十幾根金條。等到趙廷箴的樂豐營造廠成立之後，工程上所需要的木材則完全由王永慶承包了。王永慶說：「與人之間總是會互相回報的，所以趙廷箴先生後來向我買木材。」

　　到了1946年，王永慶三十幾歲時，傳說他的積蓄已經有5,000萬元了，其財富的累積速度與經營的成功之處，由此可見一斑。

　　在經營稻米和木材生意的同時，王永慶還曾飼養過家禽，尤其是他從養鵝中所悟出的經營原理，日後成了台塑企業把握產業週期，透過投資擴張將企業做強做大的一個重要經營策略。養鵝的經歷和心得，後來被王永慶稱為「瘦鵝理論」。

　　在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鄉下的大多數家庭都飼養雞鴨鵝一類的家禽。一般情況下，鄉下人除了給雞鴨鵝餵飼料之外，有時也供以吃剩的食物。但是在戰時的台灣，飼料嚴重缺乏，不要說養家禽，就連人都時常遭受饑餓的折磨，因此都是採用粗放的方式飼養，放任牠們自尋雜草果腹。如此飼養的方式自然使鴨鵝隻隻骨瘦如柴，賣不了什麼好價錢。

　　看到這種情況，王永慶想，如果能夠找到飼料，養鵝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他注意到，當時農民在收割高麗菜以後，一般都將菜根和粗葉棄留在田地，任其自然腐爛。因此王永慶便雇工收購這些菜根和粗葉，一方面從統合碾米組織那裡購買稻殼、碎米和死米，粉碎之後再混合起來作為飼料，另一方面他又從各家農戶收購未成年的瘦鵝。這些瘦鵝確實是餓極了，一看到有食物就拚命吞食，直到喉嚨都塞滿了才肯停止。

　　幾個小時以後，這些瘦鵝喉嚨裡的食物消化了，於是又再大吃一頓，如此周而復始，從不間斷。三個月之後，這些瘦鵝轉眼間變成了一隻肥壯的大鵝，體重猛增了二、三倍。在正常情況下，鵝一般最多是養到六台斤左右，但在人都難以果腹的戰爭期間，王永慶的鵝卻能夠養到七、八台斤，其經營思路和手法確實高人一等。

有關「瘦鵝理論」的具體內容，王永慶曾於1989年11月訪問大陸時，親自向鄧小平講述過。王永慶說：

　　這些瘦鵝經過長時期的饑餓，如果生命力不夠強，可能已經殘廢而難以挽救。但是如果經過長時期挨餓仍不致殘廢，可見其生命力相當強韌，加以飼養以後不但很快就能恢復正常的成長，甚至成長情形比一般家禽還要良好。

　　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又遭遇戰爭的特殊情況，我們作為台灣的百姓，實在完全無法伸腳出手，每天默默在鄉下的磚瓦廠度日，隔絕於自我的期望和理想之外，這種境遇就如同瘦鵝每天慘澹的接受饑餓折磨一樣。

　　但是瘦鵝一旦重獲溫飽的機會，很快就會恢復正常的生長和體態。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也是要像瘦鵝一樣具有強韌的生命力，才能夠忍受持續不斷的折磨，度過重重難關，尋求生存發展的契機。這也就是我的瘦鵝理論的由來。

文未完，摘錄自《台塑打造石化王國－王永慶的管理世界 第一章》

企業擴展，當局顧忌

　　實際上，王永慶申請自建輕裂廠的根本阻力並不在孫運璿，而是蔣經國。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接任嚴家淦擔任總統。他上任之後，雖然在經濟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對於石化上游仍力主公營，不願看到台塑的勢力發展過大，因此指示相關部門加以「限制」。當時曾盛傳李國鼎對王永慶講過的一句話：「你懂不懂什麼叫節制私人資本？」

　　自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以來，由他親自過問台塑投資案的事情一共有三件：最早的一件是王永慶投資《聯合報》案；第二件是投資輕油裂解廠案；第三件是投資花蓮水泥廠案。

　　1970年代初，台塑集團的快速成長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台灣的輿論也對集團企業的興起，都有廣泛討論，其中的內容可以說是褒貶不一。

　　1973年，台灣前111大企業的營收總額是1,346億元，其中台塑集團一家的營收就高達151億元，占前111大企業營收總額的11.22％。當時，這111家大企業的平均營收為12.1億元，營收在50億元以上的只有三家，最小的兩家營收甚至不足1億元。由此可見，台塑集團的確是有異軍突起，鶴立雞群的味道。台塑對中油「一股獨大」地位的威脅，再加上王永慶向來與「官」保持距離的做法，自然免不了在關鍵時刻「吃大虧」。

　　輿論界也普遍持有一種「恐懼」的論調，認為大企業的存在，意味著社會財富正在向少數人和大企業集中，對政府與社會形成了所謂「店大欺客，奴大欺主」的局面。隨之而來的一些社會弊病和黑暗面，如剝削勞工、市場壟斷、污染環境等等，統統都與大企業聯繫在一起。更有甚者，還有人認為大企業的存在和擴張，勢必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並且總有一天，政府的權力會被大企業所控制。當然，從此後的發展來看，這些論調都屬杞人憂天，與政治和經濟變化的實際情況相比，顯然有相當大的出入。

　　1972年秋，《聯合報》原股東范鶴言和林頂立決定以出讓股權的方式，退出《聯合報》董事會。為考慮將來合作方便，報社負責人王惕吾希望由王永慶接手，因他信得過。王永慶聞知後就一口答應，條件是他工作很忙，不能直接管報社的事，報紙經營還要請王惕吾全權負責。

　　王永慶投資5,000萬元，與《聯合報》系一起共同出資成立了一家文化出版公司，其中王永慶握有50％的股權。新公司的業務範圍非常廣泛，連一向銷售很好的《聯合報》和《經濟日報》也僅是這家公司的一部分。

　　新公司的董事長由王永慶擔任，並負責財務部分，業務部分包括出版在內，則由原《聯合報》系的老闆王惕吾負責，並請當時的經合會顧問王作榮擔任常務董事，兼代董事長職務。董事長和常務董事的月薪都是3萬元，兩份薪資合起來共計每月6萬元，折合美金1,500元，另配有座車一部，正好相當於王作榮在聯合國的待遇。除出版公司的事務外，王作榮還負責《經濟日報》的總主筆職務。一切條件均已談妥，只待簽約。

　　王作榮那時仍是經合會顧問，禮貌上不能不向主任委員，也就是行政院長蔣經國報告並請求批准。不料蔣經國竟一口回絕，只是簡單地說，王作榮仍應留在政府工作。無奈之下，王作榮只好退出。事隔不久，便傳出蔣經國不贊成王永慶的事業涉及出版業，特別是報紙，其對《聯合報》的投資必須撤回。據傳，蔣經國曾說過，《聯合報》的資金問題由徐有庠解決，於是王永慶不得不退出，5,000萬元作為借款交《聯合報》系處理。

　　後來據王惕吾回憶說，《聯合報》在五、六年之後便還清了這筆款項。他說：

　　「當時外界流行的說法是：『台塑已經是台灣最大的企業了，如果王永慶還握有台灣最大的報紙，那麼王永慶說的話政府還能不聽嗎？』」王惕吾接著說道：「雖然王永慶介入《聯合報》股權是出於被動，他本身並沒有想掌握輿論的企圖，但是在當時黨政領導圈子眼裡，這並不是他們希望樂見的事。政界中有人直接、間接向王永慶傳話並勸他說：『辦報容易得罪人，對企業經營不利』。」

　　1996年3月王惕吾因病過逝，王永慶聞訊深感悲痛。他以＜平生風義念故交＞為題寫了一篇悼文，其中就提到了當初承購《聯合報》一半的股權後，最終又退出的原因。他說：

　　「後來我多少有所了解，辦報除了肩負文化建設的重大使命之外，也涉及種種難以擺脫的是非恩怨，困擾在所難免。所以對於辦報，我深知非自己所能，同時我也明瞭耕耘與收穫之理，只加入作為股東，但是長此對於報社經營皆不能有所助益，實非適當，因此向你提出退讓之意。」

人才受制，王作榮惋惜


　　除了《聯合報》的投資案受挫外，當時王永慶也在花蓮濱海地區購置整理了兩百甲土地，準備投資水泥及其他工業，包括興建一座工業碼頭在內。另外，王永慶還在太魯閣國家公園附近購置有水泥礦山，準備設立一座水泥廠，年產量預計在1,000萬噸以上，利用自設碼頭裝船運至高雄等地銷售。

　　王作榮是為了台灣經濟的整體利益，才贊成此一投資計畫的。除了這是一個龐大的民間投資計畫，並對經濟成長有重大貢獻之外，主要理由是這個計畫所生產的水泥，是台灣已有水泥生產量的一倍，可以打破水泥業者長期壟斷市場、哄抬價格的局面，並且對於經濟發展一向落後、人民生活較為貧窮、勞力不斷外流的花蓮縣而言，也將有重大貢獻。因此，花蓮縣上下對此一投資案深表歡迎。但後來，該投資案也像其他兩項一樣，被政府相關部門，以距離太魯閣太近，且有可能破壞周邊環境及景觀的理由，長期擱置。雖多次交涉，但最終仍被否決。

　　據說，王永慶購買的礦山原來距離太魯閣約10公里開外，但後來在討論中，有人私自更改國家公園面積，將距離縮短至5公里。王作榮認為，即使相距5公里，水泥廠也不會妨礙太魯閣國家公園，更何況從技術的角度講，水泥廠完全可從背面打造直井進行開採，根本不會影響到國家公園原有的自然景觀。

　　王永慶申請水泥廠案，真正被否決的理由有二：

　　一、台灣水泥業長期為台灣當時最有勢力的財團，及江浙財團所壟斷。而在當時，這兩個財團都與政府決策階層，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有的甚至還可以直接通到政府高層；再說，高層有些事情還須依賴這兩大財團的支持，而僅此一點就是王永慶所無法匹敵的。

　　二、蔣經國對台塑集團的限制。蔣經國不願意看到台塑勢力過於膨脹，如前所述，蔣經國曾反對王永慶加入《聯合報》系，即便後來資金已經投下，還是不得不退出。對於王永慶接辦中興紙業公司一事，據傳也是在醞釀很久之後，由有關部門要求王永慶撤資的。當然，對於王永慶申請向石化上游發展，蔣經國也一直持否定態度。

　　在當時，政府所有財經決策官員均「仰體上意」，一面倒地反對王永慶提出的投資計畫。為了達到目的，這批官員甚至還舉出各種理由來搪塞。雖然嚴家淦總統公開支持這個計畫，但也是僅表過一次態而已，他曾對王作榮說：「環保景觀重要，自然資源利用也重要。」但最終，嚴家淦還是不敵兩大財團背後的政治勢力，從此便不再發表任何看法。

　　王永慶後來的事業當然是成功的，但以他的才能與抱負來說，王作榮始終認為，王永慶的命運多少還是給人有一點有志難伸的感覺。蔣經國自青年時代起即受俄國思想影響，不喜歡龐大企業或大財團，因而難免對王永慶的投資計畫有成見，對其發揮經營才能，擴大事業範圍，無論性質如何，均屢次加以否決。

　　王作榮對於台灣經濟因此受到不當政策的阻礙倍感惋惜。他說：

　　「就整個台灣的社會利益來說，這實在是一件是很不幸的事。一個有才能的人，為什麼不讓他充分發揮才能呢？為什麼不幫他發揮才能呢？為什麼要讓人才浪費呢？發現一個真正的人才何其難，而浪費一個人才又何其容易。何況經國先生對於那些以違法聯合獨占，及投機詐欺而成為龐大財團的人，並無能力加以阻止，甚至並不想去阻止，而這些財團對國家、社會，卻是損害多而幫助少。於此，可以看出國家出一個英明的領袖何其難。」

文未完，摘錄自《台塑打造石化王國－王永慶的管理世界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