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六月，我帶著準備了半天的簡報資料、幾本國際上關懷青年未來的書籍，以及我無可救藥的使命感來到教育部。我所看見台灣的教育問題，急迫地驅使著我求見主掌台灣教育未來的部長，經由簡單寒暄，我隨即開始導入正題。

　　我談到台灣目前被摧毀的職教體系、提到花東的國立大學為什麼有九○％的外地學生，卻沒有空間給在地青年一個就近學習的機會，也說到台灣未來即將面臨學校供過於求的問題，我甚至論及台灣如果轉型成功，可以成為教育的輸出國……。

　　我看到部長試圖解釋，卻又心神不寧的眼神，沒多久幕僚遞上一張紙條，告知下一個會已經在等待了。這個時候，我突然覺醒，原來我又做了一次「豬頭」(「豬頭」是我與好友常常看到時政方向偏差，知其不可為而仍然設法提出建言，事後卻如夢初醒的自我調侃用語)。

　　我發覺我又在浪費部長的時間了，當然也在浪費自己的時間！

一顆關懷青年的熱心和無可救藥的使命感驅使

　　因為我驚覺到這種狀況又豈止是教育部長所面臨的，這幾乎是目前每一位首長面臨的局面：每天從立法院的質詢、立委個別約談求見，到開不完的會議、演講、行程，以及陪同長官視察、處理突發事件，到媒體狗仔式的跟蹤追問，當然還包括了一大堆像我一樣的人想要建言......。

　　忽然在我眼前浮現出一個畫面，原來我們政府的所有首長就像是綜藝節目裡機智問答遊戲中的來賓。舞台正上方懸掛一顆不斷充氣變大的氣球，他們得輪流坐在氣球下方的座位，在倒數計時壓力下，面對一個接一個的問題，拚命想出答案，好安全過關，逃離這個位置，換下一位苦主上台。

　　時間愈來愈少，氣球愈來愈大，伴隨著旁人的摀耳、尖叫、喘息，答題時間愈來愈少，思考也愈加窘迫，最後只好亂槍打鳥，祈求應付過關。

　　這景象其實我們一點都不陌生，我們的官員，一上台就急著答覆每位由立委、首長、媒體、學界、黨派等各方人馬丟過來的問題，他唯一盼望的是：「唉，答完所有問題之後，我能全身而退」「我只求還在位子時，頭頂的氣球千萬不要爆掉，剩下的我管不著，也沒時間管，更沒機會思考。」結果，不同任期的官員，便像跑馬燈一樣轉上台，又轉下台，但沒有人有時間、有能力去停止那顆不斷脹大的氣球，問題也永遠沒有解決的一天。

　　冷靜想想，這個社會，甚至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又何嘗不是如此。就拿美國來說，我不相信兩年前造成全球經濟重傷五內的金融風暴是一夕而成的，我更不相信，當那些高明的金融炒客將不良資產包裝成3A債券時，全美這麼多的財經學者專家竟沒有人看出它潛在的危機。任何災禍都非一日之寒，過去十年之間，當各家投資銀行玩著各種金融伎倆，我也不相信那麼多聲譽卓著的會計師事務所，查帳時竟會查不出來，無法預見這微小徵兆將釀成巨大災禍，我當然更不相信美國政府主事者沒看到這些問題。

　　原因極可能是，同一批政治人物，當他發起了伊拉克戰爭時，代表了必須有一個強大而繁榮的經濟來支撐龐大的軍事支出，於是只能讓那虛幻的金融炒手、房地產炒手、投資客以巧取豪奪的方式，奪走美國及各國無辜百姓、公司、國家的財產，維持一種太平盛世、國力鼎盛的假象。直到事件爆發，持續脹大的氣球破了，全球金融陷入谷底時，才讓不只美國，而是全世界的公司與個人，損傷無數，而今居然沒有一個人要被刑法起訴，沒有一個人必須為這個歷史事件負責！

教育政策關係青年無比珍貴的未來

　　回過來看台灣，與台灣所有年輕人的未來息息相關的教育政策，不正也是如此。

　　我們在短短十多年間容許大量掌握台灣基礎教育的職業學校升格為專科學校，然後又以科技專校之名升等為學院。為了要有足夠的系可以升格成院，再擴充足夠的院可以成為大學，他們創造出很多名字很好聽、但現實出路卻完全「無效」的學系，美其名為「科技提升」，實際上卻是對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技職教育，來一次全面性的摧毀。技職專校一所接一所搶著升格成大學，學生卻愈來愈學不到真才實學，許多年輕人以同樣的心態，對自己沒有自信，於是學士念完考碩士，碩士念完又攻博士，在學校愈待愈長，愈沒勇氣離開，人生最美好的年歲，卻在學校虛耗青春，困守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

　　我們只要簡單對比下面的數字，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目前大學院校每年所有學生的總胃納量是三十萬，然而，去年大學畢業生卻只有二十二萬七千人，而前年的出生人口為十九萬，去年只剩十六萬六千人。無庸置疑，將來必然有很多學校招不到學生，面臨倒閉。

　　這是再簡單不過的算術，然而我們從政府官員、學校，再到家長，竟然全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問題氣球在頭頂膨脹，卻沒有任何人有能力阻止。一些坐在這位置的官員之所以冷眼旁觀，只因為這是一個戳破了就難以收拾的局面。

　　然而，不管我們理不理會，這氣球終有爆炸的一天，除了政府耗費了大量的民脂民膏，投資在這麼多無用的數字，當高等教育大崩盤時，誰來付出代價？說來殘酷，就是我們青年人無比珍貴的未來。

　　這就是台灣不願面對的教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