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耀廷（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元明史及北京史研究專家）

《成吉思汗一族》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物。陳先生在〈後記〉中寫道：「想寫中國通史的人，在『元』朝之前停筆，是很平常的事。因為，成吉思汗上場以後的歷史，已超越『中國史』以外了。」

作為一位華裔日籍學者，陳先生十足發揮了自己文字語言的優勢。為了完成《成吉思汗一族》這部歷史文學巨著，陳先生不僅認真鑽研了日本學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實錄》，充分利用了日本學者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而且閱讀並準確地利用了波斯學者拉施德的《史集》、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以及大量的英文史料；還廣泛利用了《元史》、《金史》、《宋史》、《資治通鑑》、《蒙古祕史》乃至大量的漢文筆記、小說等。這本身就體現了中日、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從小說的內容看，作者主要描寫的是成吉思汗一族，隨著征服戰爭的發展，這一族人從蒙古草原走向了中國北方，走向了中亞和歐洲，後來又統一了中國，並曾東征朝鮮和日本，南征安南、占城與緬甸。三次西征、四大汗國，再統中華，數次東征、南征，當時的蒙古帝國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帝國，成吉思汗一族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征服者」。描寫與反映成吉思汗一族，就是在描寫與研究各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就是研究當時的世界史。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雖然寫的是以征服戰爭為主要內容的《成吉思汗一族》，但作者自始至終都盡可能地反映了當時的風俗民情、宗教信仰；作品的主角本來應該是以征戰殺伐為生的青壯年男子，但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卻是幾位善良的女性。作品一開場就描寫了一位出身乃蠻部、到西方朝聖的基督教徒瑪利亞，隨後又描寫了忽必烈的母親、虔誠的景教信徒唆魯禾帖尼，信奉佛教的來自金國的岐國公主，信奉景教的旭烈兀的正妃脫古思，由薩滿教改信西藏薩迦教的忽必烈的皇后察必，以及到西方朝聖的列班騷馬、景教總主教馬兒雅八剌哈三世馬古思等。她（他）們有的是當時事件的旁觀者、評論家，有的則是世界征服者的至親好友。

實際上，這些人都或強或弱、或大或小地對歷史的進程發生了一定影響和作用。忽必烈兄弟的成長以及性格的形成自然與母親的教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包括他們如何度過難關、奪取政權，如何處理某些軍國大事，不能不說曾經受到唆魯禾帖尼王妃的影響；甚至包括瑪利亞、岐國公主，在蒙古汗廷和忽必烈兄弟中也成為受尊重的特殊人物。作者這種精心的安排不僅體現了多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且給當時的殺伐與戰爭送來一股股溫情脈脈的清風，同時也增加了小說的故事性與可讀性。

如何正確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可以說是歷史小說創作中遇到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成吉思汗一族》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是比較合理、比較恰當的。此書的主要特點是尊重歷史，從頭到尾如實反映了當時那個歷史時代，其中主要事件、主要人物甚至一些重要的故事情節都有歷史根據，有史料來源。包括不少對話都是引自《元史》與《史集》等。「無一事無來歷，無一事無根據」，是編寫歷史著作的基本要求。我們當然不能如此苛求歷史小說的作者們。但這部歷史小說卻基本上遵循了以上的原則，其材料來源和主要根據是《史集》、《元史》、《新元史》、《蒙古祕史》，還有中國、日本以及世界各地的相關歷史著作。這正體現了這部小說的歷史真實性與可靠性。

另外，此書雖然反映了作者的價值傾向，但作者還是力圖塑造一個個符合歷史真實的人物形象。對作品中的主人翁和主要人物，作者並沒有故意抬高，也沒有存心貶低，基本上沒有根據現代的需要、現代的觀點演繹古人。當然，作為一部歷史小說也不能寫成歷史教科書，更不能寫成學術論文，因此必須有不少虛構。《成吉思汗一族》的虛構，並不是隨心所欲地胡編亂造，不是「純屬虛構」，小說中的故事主要由歷史上已經發生的事和可能發生的事組成，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將一些人物與事件典型化。而藝術虛構的部分，也是基於對歷史事件的大量掌握和歷史文獻的大量占有為基礎的。小說集中突出了十幾個人物、若干個事件，並努力創造典型的環境，創造故事情節、藝術衝突，甚至創造了不少文學語言。而所有這些創造，從歷史學的角度看來，在當時都有可能發生，但在歷史上並不一定都是真有其人其事。我認為，這樣做正是符合了藝術真實。

更為可貴的是，陳先生並不僅僅停留在如實地介紹歷史上，還通過小說中人物的活動與對話，對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了評說和解析，從而更能引起人們閱讀的興趣，更能給予人啟發與思考。「開卷引人入勝，閉卷回味無窮」，應該說是這部小說又一特色。作者努力做到了人物的行為符合邏輯性，即在當時人看來是合情合理的，或者在當事者看來是有充分理由的。譬如寫到戰爭，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征戰殺伐了一生。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好戰，也不是因為什麼黃種人的本性，而是由於他們處在以征服戰爭為職業的階段，歷史逼迫他們不得不選擇戰爭。

作為反映戰爭時代的歷史小說既不能一味宣揚戰爭的恐怖，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一切戰爭進行鞭撻與否定。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對古人發動的戰爭進行辯護與歌頌。小說通過瑪利亞、岐國公主、耶律楚材、忽蘭妃、唆魯禾帖尼、長春真人丘處機、列班騷馬等，對某些戰爭提出了懷疑和批評，對某些蒙古將領的殺人過多等進行了否定。這是藝術的否定，但它卻體現了作者的愛憎與好惡。

再譬如對成吉思汗子孫內部紛爭的描寫，其中有爾虞我詐、你爭我奪，暴露了人性惡的一面；但從某種意義上又反映了進步與保守兩種勢力的不合與鬥爭。這種不合與鬥爭並不是來自於人們的個性，而是與他們的生活環境，他們周圍的同胞及戰友的追求、好惡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當描寫南宋滅亡時，作者如實分析了賈似道、丁大全以及南宋帝后的腐朽與無能，但也從某種意義上歌頌了文天祥及其戰友的民族氣節與反抗精神。

歷史小說是否成功，關鍵在於人物性格的刻畫。《成吉思汗一族》在刻畫人物性格時，也注意了事物的邏輯性和歷史的真實性。比方說，對幾次宗教事件和與之有關的宗教人物的描寫，既反映了成吉思汗以來宗教政策的正確性，又反映了某些人物的愚蠢與缺乏人性。

如何對待好人與壞人，也是人物性格刻畫時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般的文藝作品往往將自己的主人翁寫得完美無缺，而將主人翁的對立面寫得一無是處。《成吉思汗一族》對雙方的描寫都是一分為二，對最偉大的人物也是將他們作為一個普通人加以人性化的描寫，展示出其情感的複雜性；對於主人翁的對立面也要看到他們的優點與長處。譬如小說中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既有王者風範，又有普通人的心腸；既表現他們對社會發展所做的卓越貢獻，也表現了他們身上的局限性，包括他們的人性深處的弱點；既賦予這些歷史偉人一些理想主義光彩，但又沒有把他們神化。在陳先生的筆下，他們既有雄才大略，也有殘暴凶悍；既有廣闊胸懷，能聽取逆耳忠言，求賢若渴，善於化敵為友、羅致人才的美德，又不斷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使自己的心靈得以逐步昇華──從而使他們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豐滿的活生生的人物。而對於他們的對立面，包括札木合、王汗（脫斡鄰）、海都、篤哇、乃顏以及南宋的賈似道等，也挖掘了他們的優點與長處，以及他們與成吉思汗、忽必烈對抗的理由等。

此外，小說盡可能地反映了民族風俗與各地的風情。無論是歷史上已經發生的事和可能發生的事，作者都注意了要合於民族風俗。只有充分展示了民族性，才有世界性。小說涉及了幾十個民族，每個民族語言不同，服裝各異；各個民族都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傳統。譬如蒙古草原結拜安答的形式，絕對不同於桃園三結義和日本人的結拜形式；蒙古人喝酒時先敬天敬地，然後才一飲而盡；騎馬行進之中換乘坐騎；對長生天的崇拜，凡事求助於長生天保佑；以及幼子守灶的傳統……，等等。而漢人、色目人又各有自己的信仰與風俗。唆魯禾帖尼王妃的聰明之處，就是注意尊重不同人的不同信仰與習慣，包括自己的兒子，她都不強制他們改信自己所信奉的景教。忽必烈較多地接受了母親的影響，形成了重視人才、尊重他人的優良作風，這正是他能夠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節錄自《成吉思汗一族》「審訂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