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貪污與財產來源不明罪

關鍵字：政府是可信任的嗎？

關鍵字：什麼議題都能全民公投？

以前，香港的公務體系貪汙非常嚴重，而且貪汙的都是警察，於是政府制定了「財產來源不明罪」。絕大多數的刑罰是無罪推定，即在證明我貪汙之前，我都無罪；但財產來源不明罪則反過來，幾乎是有罪推定。假設我是坪林鄉鄉長，月薪十萬元，一年薪水不過一百二十萬元，但是在我當了三年鄉長後，財產卻暴增了一億五千萬元。我必須負責向檢察官說明這些財產的來源，如果無法解釋，我就被推定為貪汙，這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此類「有虞」是由被告自己解釋清楚、證明清白，否則就是有罪。

何以採取有罪推定？為何政府官員有義務去解釋財產來源？針對財產來源，許多國家對於公務人員的管制較為嚴格，政府通常無權過問人民的財產來源，但有權要求公務人員說明他的財產來源，因為官員與人民之間資訊不對稱、目標不一致。同理，如果公司經理人的行為顯然與小股東的利益不一致，這時小股東就有權力請公司經理人解釋清楚。

一般的犯罪須證明動機、誘因、犯意；但是對於公司的老闆、經理人或政治人物，我們有理由抱持懷疑的態度，政客需要被監督，就是因為資訊不對稱、目標不一致。只要老闆、經理人或政治人物做了非常規的事情，即是違法之初兆，除非他們能證明自己沒有違法。

如果產品定價低的 不合理，這就是傾銷的表面證據；如果重大議案故意留待臨時動議才提出，這就是圖謀不軌的表面證據；如果公務人員的財產在數年內暴增且來源不明，這就是貪汙的表面證據。

人是不可信賴的，所以必須設計種種制度去防止有權、有勢、有錢者，在出幕之後反悔協議。例如定期選舉與任期限制，可以防止某些人長期執政造成腐敗；設計權力分立，不讓權力集中於同一批人手中；採行多數決以避免少數權貴恣意妄為。這些機制都是為了防範人性之惡而設計的，也是為何要有憲政主義的原因。憲政主義要先有層層的法制，然後再依法去行政，包括司法體制（當紛爭發生時，有一套司法制度去解決紛爭）。

官員常常呼籲人民要信任政府，但這句話是有問題的。有權力的人從來就不值得信任，由人所組成的政府更不值得信任。正因為政客不可信任，才必須以各種的法律、制度去規範。如果人民信任政府的領導人，就沒有定期改選的必要；改選機制就表示不信任執政者。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 ）說過：「權力能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能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這句話永遠適用於人類。

還有一個觀念要特別注意。我將立法比喻成專管「批發」的制度，而司法是專管「零售」的制度。對於個別案件的補救，是經由司法程序來進行；而對於整體原則的設定，則是經由立法的程序。立法不能針對特定對象加以規範，例如制定一個法律將身高一七○公分以上的在野黨領袖抓去坐牢，這是沒有道理的。假設某位候選人得知，選區中對自己最有威脅性的競爭者沒有高中學歷，因而制定一個法律規定只有高中畢業的人才能選任立委，這是絕對不行的。立法不能有針對性，然而司法則是絕對有針對性的，所以個案才會尋求司法的救濟，這是一個大原則。

任何權利的爭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馬上就能得到結果，依循程序機制走，有時是得花成本的，這點大家要有所體認。例如穿衣服是自我實現的方法，當然是基本人權；但學生若決定爭取不穿制服上學，必須評估是否值得。

假設你還是決定要爭取不穿制服，首先要穿便服上學，學校可能會以違反校規為由施行懲戒記警告；然後你再向學校申訴，學校申訴後維持懲戒；若不服，再向它的上級機關教育部提起申訴；教育部若認定學校有理，你就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結束後，還可以上訴；上訴定讞後，你就聲請大法官解釋，主張服裝儀容是個人的人身表達權、屬於個人尊嚴的一部分，所以北一女中、中山女中規定穿著制服，便是侵犯了人身表達權。也許大法官最終會認為你說的有道理，只是等到你勝訴之後，可能已經高中畢業、甚至大學畢業了。

一九九四年的核四公投，由貢寮居民自行公投決定要不要興建核四廠。興建核四廠最大的爭議點之一就是核廢料可能造成的汙染，汙染通常為一種「外部效果」，這該由誰負責？二○○四年台灣舉辦了另一個公投，主題是「要不要買飛彈」。當時的國防部長曾說，不論公投通過與否，都會買飛彈。若真是如此，又何必舉辦公投？飛彈屬於國防支出，而就廣義的層面而言，國防是一種特殊的「公共財」，這又該由誰決定？

公共財大多交由政府管理，因為它具有「搭便車」問題，稍後會加以說明。此處要特別強調，雖然政府會介入公共財的事務，但不表示政府必須負責「生產」。例如國防由政府提供，但不表示戰機一定要由政府生產，有許多東西還是可以委託民間辦理。

以下舉社區保全之例子來說明。社區的保全是一項公共財，它沒有敵對性，二十戶享受保護和二十一戶享受保護並沒有差別。社區保全也不能排他，保全人員同時保護此社區中的所有住戶，不能只保護姓氏筆畫少於二十畫的人，而不保護姓氏筆畫多於二十畫的人。假設某社區有甲、乙、丙三戶，甲戶願意花五元去買巡邏這項保全服務，乙戶只願意花四元，丙戶則願意花七元，所以對於該項服務，甲、乙、丙願意支付的總價為十六元，因此唯有雇用保全的費用小於十六元時，這個社區的居民才願意支付。假設聘請保全的價款為十五元，就向甲收五元，向乙收四元，向丙收七元，剩下的一元就充做公基金。但是這樣的收支假設太過理想，不符合實務運作。

上述甲乙丙三戶願意付五元、四元、七元，這些都是假想的數字，該社區的居民究竟願意付多錢去聘雇保全，其實是問不出來的。假設你問我願意為社區保全付多少錢，我回答說我一毛錢都不願意付，因為我練了三十幾年的太極拳，任何搶匪來都會被我斷手斷腳，所以我不需要保全。又或者我回答只願意付五毛錢，儘管我有能力付七元。每個人都希望別人付錢聘保全，因為保全沒有排他性，既然無法排他，我就有動機隱藏我真正的需求、低報我真正願意支付的價錢，而享受免費的保全服務，這就是「搭便車」。

同樣地，假設我們問某甲願不願意花錢買國防，他可能會說：「因為我不怕死，所以我不需要，讓王永慶、張忠謀那些命比較值錢的人去付。」然而他真的不怕死嗎？他會這樣回答可能只是因為一旦王永慶、張忠謀付錢買國防，某甲就可以免費搭便車，享受國防的保護，這就是所謂的搭便車。當每個人都想免費搭便車時，情況就會變得很複雜，無法交由市場機制處理。

在實務上，要科學性地瞭解國防需求非常困難，舉辦飛彈公投根本無法得知人民的真正意願。不花錢的飛彈，即使不用，放在櫥窗內觀賞也很漂亮，當然多多益善。花錢的飛彈則大多數人都會說不必，讓那些怕死的人花錢就好了。總之，具有公共財性質的事情通常需要由政府主導，不可能透過公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