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一九一九年，鴉片戰爭發生於一八四○年，距我出生七十九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發生於一八五六至六○年，距我出生五十九年；中日甲午戰爭發生於一八九四至九五年，距我出生二十四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發生於一九○○年，距我出生只有十九年。如果你問我，對上述四次戰爭所知多少，我的答案是甚少。

　　八年抗日戰爭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二○一四年，就是七七事變的七十七年了。現在八十歲以下的同胞，你問他們對抗戰所知多少，答案和我對鴉片戰爭的了解一樣，不足為怪。更何況由於政治因素，無論大陸與台灣，對抗戰歷史真相或予扭曲、隱藏，或予淡化。

　　鴉片戰爭為時僅兩年，雙方使用兵均不及六萬人，戰場僅限於沿海的廣州、廈門、寧波到上海，所波及的人民僅能以百萬計。鴉片戰爭的結果，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割讓香港及賠款，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國際間的不平等條約。

　　英法聯軍之役，為時四年，雙方使用兵力，英法兩萬五千人，清廷四萬餘人，結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日甲午戰爭為時一年，雙方使用兵力，日軍兩萬五千人，和軍艦十二艘；清軍六萬人，和軍艦十艘，戰場僅在黃海、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所波及的人民亦僅能以百萬計。清廷失敗，簽訂了馬關條約。

　　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共同點，不外是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劃定租界、行使領事裁判權，及內河航運權。這些不平等條約，束縛了中國一百年。

　　一百年來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都經由八年的抗戰而取消了；對我們的年輕世代而言，只是歷史的一頁，與他們的現實生活及未來發展，似乎沒有關係。八年抗戰雖已勝利結束六十八年，但其所遺留的問題，至今尚未解決，與年輕世代未來的禍福息息相關。

　　八年抗戰是攸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聖戰，不是為哪一個政黨的成敗而戰。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共兩千五百九十四天；戰場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各為三千公里以上，波及地區約五百萬平方公里，戰線曲折綿延達五千公里以上；我方使用兵力為六百萬，日方在一百萬以上。當時全國，從都市的大街小巷，到鄉村的田間瓏畔，都瀰漫著抗戰歌聲。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槍在我的肩膀，血在我的胸膛……
亡國的條件絕不能接受，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萬里血肉長城，是四億五千萬人的淚水，和一千萬人的血肉所築成的，包括因作戰不力而處決的將領，他們的血，也是長城的一塊基石。構築這血肉萬里長城的唯一總工程師，是蔣委員長。

　　這就是八年抗戰的歷史真相，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後，這個真相不見了。中共其實也是抗戰的一部分，勝利後，經由內戰取得政權，誇大自己對抗戰的貢獻，甚至自稱主導抗戰，而以抗戰歌曲為國歌，卻隱藏曲解抗戰歷史的主要部分。我以抗戰人的身分，曾有機會，參觀一個由中共所建的抗戰紀念館，對其內容虛假，深感遺憾，這是對抗戰犧牲一代的侮辱，也是對後世的欺騙。

　　在台灣，部分受「皇民教育」的人，從日本的觀點看抗戰歷史，認為八年抗戰與台灣無關，台灣只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切斷與抗戰的關係，從而切斷與大陸的臍帶血緣。權力可以寫今後的歷史，但無權扭曲、隱藏過去的真相，這在學術良知上是不道德的。

　　日記的本質是主觀的，讀者可各依自己的立場，有不同面向的解釋，但抗戰是以落後、貧窮而分裂的國家，敢於對世界一流強權說「不」，全憑蔣委員長在內外交迫、危疑震撼中，堅持抗戰到底，鐵一般的意志，甚至不惜退出聯盟作戰，與重慶共存亡的決心；也憑這鐵的意志，喚醒、凝聚與團結中華民族的精神，發揚了民族正氣，是最後勝利的唯一因素，這應是客觀公正的全民共同結論。

　　七七事變時，我尚是軍校的學生，到抗戰勝利，我只是少校軍官，但抗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變化，我身歷其時，真是刻骨銘心，終身難忘。但所歷所知，僅是片段與局部，就是因身歷其時，閱讀抗戰領導者的日記，能從片段延展全程，能從局部拼成全面，應是最真切的歷史真相，何況有我自己的血和淚在裡面。

　　中共經抗戰而壯大，由內戰而執政，是其策略的成功。既以抗戰歌曲為國歌，就應認同抗戰歷史的真相，當無損於現有權力的基礎。六十多年過去了，上一代的恩怨逐漸消失了，抗戰的光輝歷史，不屬於一黨一派，而歸中華民族所共享。回復抗戰歷史真相，是現代文明政府改革開放、擴大胸襟，對全民的至誠表現。

　　我的解讀，多憑個人的記憶，遺漏是難免的，但抗戰中重要決策的形成，日記是真憑實據，但願本解讀，能為歷史留下重見真相的一粒種子。

從巔峰到谷底的五年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在我成長的少年時代，一九一九到一九三八年，中國和德國同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中國自蔣公領導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即致力於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此時德國則受第一次大戰凡爾賽和約的限制，諸如軍隊不能超過十萬，不得駐軍於萊茵河西岸。

　　德國自希特勒專政後，力圖衝破凡爾賽和約。由於日耳曼民族天生的優越感及復仇心，全國團結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勵精圖治，不出十年，進兵萊茵河西岸，併吞捷克，恢復一次大戰前的強權地位。當時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鑑於日本的侵略，熱血沸騰，非常羨慕德國，崇拜希特勒。此際的中國，不僅外患嚴峻，而且內部分裂割據，所以渴望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以統一全國，抵禦外侮。擁護領袖，服從領袖，是當時年輕人的共同思想，蔣公就是我們渴望的民族領袖。為此，我於一九三五年考入中央（黃埔）軍校。

　　北伐後，擁護領袖，服從領袖，效法德國，復興中華民族，雖為多數國人的心聲，但當時蔣公的領袖地位，無論在國民黨或全國，可說尚未穩固。即以國民黨內部而言，從中原大戰、閩變以還，一九三六年的兩廣事變即為一例，假抗日之名，行反蔣之實。他如四川、雲南及西北軍頭，亦表面服從中央，而實際割據自雄。益以中共不放棄武裝鬥爭，蔣公乃以安內攘外為基本國策，但終發生西安事變，亦藉抗日以停止剿共。

　　一九四五年，八年對日抗戰勝利，那時我在重慶陸軍大學二十期，受最高軍事學府的戰略戰術教育，尚未畢業，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軍官，親歷抗戰勝利舉國狂歡的歲月。一九四九年，則為大陸戡亂全面失敗的一年，我是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的上校隨從參謀，又回到重慶，於當年十二月十日，隨同總裁蔣公飛離成都，那時我三十歲。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翻天覆地巨變的五年，其間我親見親聞親歷這一巨變。當然，此時我還年輕，雖近權力核心，但不夠資格參與決策。

　　來到台灣後，常在我心頭縈迴的幾個問題是：一、抗戰末期，我們為什麼接受雅爾達密約？二、馬歇爾調停為什麼失敗？三、為什麼堅持動員戡亂？四、為什麼在軍事戰略上，始終犯同樣的錯誤而不知調整？現在，從日記中得到正確的答案。

　　談起蔣公日記，我有親切的感受。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我擔任蔣公的侍衛長，在六年近兩千個日子裡朝夕隨侍。每逢新年，我收到和蔣公一樣的日記本，因此也養成寫日記的習慣。每年歲末，蔣公即親自把當年的日記用牛皮紙封好，命我交付經國先生。當然，我從未看過內容。

　　一九八八年，經國先生逝世，蔣公日記由孝勇保管。孝勇後來不幸患了絕症，但在有生之年，已對日記妥為安排，囑其夫人方智怡女士處理，其間部分內容，則由秦孝儀先生整理，適度公開。我本來未涉及此事，但基於專業，對大陸軍事失敗的過程，甚有研究的意願，故有本書之誕生。

　　從抗戰勝利到大陸失敗，這五年中的史實，大半是我親見親聞親歷的，因此讀蔣公日記，恍如回到抗戰與內戰的歲月，我的感受應和年輕的歷史學者不同。這五年的歷史，是決定台海局勢的根本，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離不開這個根本。臍帶可以切斷，但血緣不可能中斷。

　　由於我曾隨侍蔣公，所以再讀他的日記，更能感受其獨到之處，包括天生的領袖氣質與使命感，剛毅的性格，強烈的情緒，從大事到小事都有指示的領導風格，面臨壓力而忍耐的痛苦等。

　　日記自為其思考與感受的紀錄，故亦常發現前後想法是矛盾的。有時想法是正確的，但又未及實現。日記可證，蔣公是虔誠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