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是一個全球性的工商社會，龍蛇雜處。這個城市固然一心求勝──反映在洋基老闆喬治•史坦布納（George Steinbrenner）花大錢買明星的「邪惡帝國」上──但同時也偏愛一種奮鬥到死的小市民情結。拳王阿里就是這樣，我打輸了，可是我奮鬥過了，過程比結果重要。

　　和洋基在上世紀九○年代中期後的光譜剛好相反，尼克隊可以是一支戰績永續沉淪的團隊。但雖然如此，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仍然人聲鼎沸，在《富比世》的職業球團身價調查中，尼克的價值仍然高高在上，只落後洛杉磯湖人，高居NBA三十支球隊中的第二。那是因為紐約客普遍深信：只要在球場上夠拚命（打到受傷最好──不論是自己或對手），縱使輸球也沒關係。

　　要拚命，所以尼克隊恆常是一群肌肉棒子的組合，只要證明你有某一種純真的武勇，你就是紐約的好漢。奧克力（Charles Oakley）就是九?年代的紐約尼克代表，包括安東尼•梅森（Anthony Mason）等，都是奮戰到底的球員。

　　出產自紐約的尼克隊，一個敗多勝少的球隊，說它是萬年爛隊也行。但紐約人支持他們，因為紐約人愛這樣的失敗。

　　紐約難道不崇尚贏家？紐約有華爾街的全球菁英，也是時尚之都，對他們而言，贏的感覺不是更好嗎？但在我們真實的人生、實際的世界裡，贏家和輸家輸家各自占了一大部分。所以不只贏家有存在與認同感，輸家也有。在社會當中，輸家搞不好比贏家更多。然而輸家的故事永遠都是動人的。輸家背後的原始意義叫「純真」，我本純真──和別人比起來，我不是一個特別值得活的人，但就像盧騷說的：我雖然不是值得活的人，但至少至少， at least, I am different──我和別人不一樣，我就是我，我為我自己而奮鬥。

　　如果紐約這座城和世界其他城市有什麼差別的話，那就是紐約是一個創造意義的城市，他把成功與失敗都書寫得感人肺腑。他跟聖安東尼奧馬刺隊、休斯頓火箭隊的差別，不在於它是贏還是輸，而在於它創造了意義，它會make meaning。所以，我每次看尼克打很爛球的時候，假如它不是尼克，你會覺得非常丟臉；正因為它是尼克，那種笨拙變成是一種光榮。

　　在紐約的美國夢，有一種特別的苦澀，但這同時也是紐約人的驕傲。他們對人生的咀嚼，對於鄉巴佬而言，是來得多樣的。尼克隊的頭號大球迷──黑人導演史派克•李，在二月四日對籃網一役，他穿著費爾斯的球衣加油。為什麼他要穿費爾斯的球衣？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知性的人，不過自從林書豪紅了之後，他就開始穿林書豪的球衣，從他高中的到大學的。

　　史派克•李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電影（例如處理黑白種族心理衝突的「叢林熱」）是知性和道德感的化身。我們知道所謂知識分子，對於道德的自我期許還是比較高的。他喜歡無私的球員，在個人主義的奮鬥中，懂得尊重他人的球員。

　　林書豪的崛起，在紐約人眼中還有另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反映這個城市對「文化混血」的高度（甚至激進的）偏好。林書豪和女神卡卡或歐巴馬總統一樣，皆來自於跨地球村異文化的大熔爐。他們都不是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種，但是卻又非常了解白人文化，並在異文化中，取得創造性的根源；這些人具有重新解讀、重新定義我們生活中時空、事件、意義的本領，因而帶來一些創造性的結果。至今，人們仍然渴望異端，我們都在追求某一些可以帶來破壞性創新力量的人與事。例如賈伯斯是敘利亞裔的後代，他接受印度文化的洗禮，再經過很複雜的文化融合（日本禪學等等），他不再是一個待在美國東岸清教徒社區的純粹白人。

　　職業運動之所以具有強大魅力，是因為它是現代社會的縮影，它是一個表演舞臺，裡面的每一個演員，皆為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所對應的角色的投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到處都是競爭，我們需要團隊，需要個人的才華與組織中其他成員恰如其分的配合。在工作上及生活上所遇的每一個小組，皆如尼克隊的化身。你能在這些小組中看到故事，你透過身體直接感染，得到某一種自我啟發的意義。所以職業運動有這麼大的經濟基礎，在於它創造現代工商社會的能力。

　　林書豪的成功，也是在紐約才會發生的故事。他若身在其他的球隊，不會有這樣的出人頭地機會。這真的是上帝保佑他。因為他獲得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緣。首先，他在紐約，他在‘丹東尼旗下，連總教練的命運都沒有他好，如今已捲鋪蓋走路，這裡面他是最大受益者，但他的優點就是非常的謙虛，使他不會被林來瘋的反作用力擊垮。

　　林書豪如果能不看雜誌、不看報紙、不看評論，還能自在地享受籃球，且增益自己，這將是他未來成就的關鍵。他不需要成為超級明星，他只需成為球隊不可或缺的人就好了。

　　我認為林來瘋不會消失。美國正進入一個新的文化創造力的世紀，那種文化的hybrid將是新寵兒。歐巴馬就是一個例子，女神卡卡是第二個，林書豪則是第三個。愈是謙卑地面對種族歧視，就越會迎來更大的舞臺。據我觀察，林書豪的內心非常強悍，所以不論是臺灣的國族主義，或是尼克隊的故事論述，都只是球場內追求勝場的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