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台灣讀者的話（節錄）

　　這本書的書名，看上去有點突兀。

　　「何謂文化」——這樣的問題，是不是有點不尊重讀者的基本常識？既然是讀者，當然早已親近文化，怎麼還要他們回到起點？

　　其實，一切起點都非常艱深。人們往往活了幾十年，還無法面對「何謂生命」、「何謂自我」這樣的詢問。同樣，要從根子上來說說文化，難度也很大。我只能拼將自己一生對古今中外的研習和考察，來勉強回答。

　　近三十年來，世界上的幾個主要華語圈，都急速地把文化推上了意識形態化、口水互貶化、低級娛樂化的軌道。與世界上其他幾個大語種相比，這種態勢最為嚴重。例如，我對一件事情很驚訝：幾個昔日香港文友，本來還是能夠談談文化和文學的，但幾年不見，完全換了一個人，滿口都是政治語言，還把這種政治語言當作文化語言的「升級版」。其實，他們的很多觀點我並不反對，只是覺得他們畢竟是文人，憑著想像、形容、驚歎來談社會問題，雖然因為文筆流暢而吸引了不少年輕人，但是只要稍稍推敲就紕漏百出，連做個認真的反對派都缺少力度。更何況，他們的立場又不斷轉變，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讓人很難捉摸。

　　表面上看，現在大陸的文化仍然很政治，其實那是表像。大陸幅員廣闊，文化隨地生根，誰也沒有興趣去傾聽那些政治評論，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過去也聽多了，早就膩煩。大家越來越明白，政治與文化，並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中國歷史上那些傳之千古的優秀文化，至多只有十分之一產生於所謂「政通人和」的「盛世」。而十分之九，卻與災難相伴隨。蘇東坡畢生遭受最大的災難而流放黃州時，回顧一生，最後悔的，是以前老是在寫那些慷慨激昂的「策論」，其實自己哪裡懂得政治。他決定不再做「假郎中」，於是一下筆就寫出了《水調歌頭·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在這本書裡把前後《赤壁賦》翻譯並書寫了，讓大家看看一個不願再做「假郎中」的文化人能創造出何等輝煌的文學成果。如果又是「策論」，誰會去看？

　　目前大陸文化的最大問題，不在內容，而在體制上的官位化。真正的文化創造本不需要多少人來「管理」的，卻上上下下設置了龐大的「文化官員」系統，幸好他們基本不懂文化，主要是為了謀一個待遇，擺一個樣子。為了擺樣子，挑選一些文化人當「代表」、「委員」，又設置了官方機構「作協」、「文聯」。我不可能做「代表」、「委員」，但似乎應該進「作協」、「文聯」，然而我還是沒有進。倒不是對這些機構有什麼反感，我文學界的朋友如賈平凹、莫言、余華、張煒等等都在裡邊，但他們是創造者，我卻同時要保持一個文化觀察者的冷靜，也就止步了。這在中國大陸的寫作人中，少而又少。

　　可能臺灣讀者會問：既然你與官場絕緣，為什麼能成為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的唯一中國演講者，又成為聯合國發佈第一個文化世界報告時與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唯一對話者？

　　我的回答是：文化與官位無關，是國際共識。國際機構否定了別的很多人而選中我，原因之一就是我沒有官位。

　　可能讀者又會問：除了國際組織，為什麼在國內，又有那麼多重要的文化古跡選你書寫碑文？對此，我在本書《自序》中已有回答，是各地民眾的選擇。按照歷來官場邏輯，大碑須由大官寫，但民眾並不這麼看。而目前風波疊起的官場，也怕上級起落難料。

　　當然，這中間還存在一個生硬的技術性原因，我也不必迴避。那就是：我的書法，確實比當代多數官員更中看一點。他們忙於公務，沒有那麼多時間來鋪紙揮毫。我想用這些筆墨回答「何謂文化」的最後一個問題，答案是，一種貫串古今的內心寧靜。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文為余秋雨特別為台灣讀者所寫的序言，內容精彩、引人深思，完整文章請見《何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