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龍應台基金會邀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負責處理與逐步開放《蔣公日記》計畫之研究員郭岱君教授，報告該計畫之進度與中外學術界之反應。我自二○○二年起任該中心訪問學者，對該計畫的緣起與進度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當時我適在台北，郭教授邀我參加研討會。

　　會議進行至問答階段，有一位聽眾詢問：「為何要將《蔣公日記》存放在國外，導致現在需要遠渡重洋才能閱讀？」這個問題的答案稍微復雜，蔣方智怡女士與郭教授正準備回答時，我主動起立發言如下：「胡佛研究所檔案處已具有現代化能力將珍貴的歷史資料，經過科技程序完成永久保存的必要處理。此外，關於開放閱讀的管理程序與設施，該中心也具有國際性信譽，這是在『現在』的政治環境之下，最適當的選擇。未來全部處理完畢，應該可以出版，供全球華人與國際學術界閱讀。」未料，因蔣氏家族成員意見尚未整合，出版仍需時日。

　　由於《蔣公日記》涵蓋了近代中華歷史極重要的階段，加上它的真實度，使中外學術界修正了對蔣公的評價，並引起各界普遍的重視，對華人歷史更具有重大意義；也啟發我以「類日記體」的形式，來書寫從軍、從公生涯中最高難度、最戲劇化的階段——二○○○年首度政黨輪替時，擔任新政府的閣揆。

　　去年，我患嚴重肺炎導致敗血症與心肌衰竭，經榮民總醫院搶救成功，住院告一段落後，奉醫師指示回家靜養，靜待肺功能與肺組織恢復正常，不得外出與接觸外人以避免被感染，每三個月回診一次。自此，我在家中過了九個月的清教徒生活，有足夠的時間沉思。

　　我認識到二○○○年中華史上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和政權和平轉移，是台灣政治邁向民主方向發展的重要過程。但也因為未具完備的政黨輪替制度與法規，新政府施政可說是跌跌撞撞，而全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坊間卻少有較完整的回顧與檢討。二○○八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第一年適逢八八風災與金融危機等意外狀況，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也遭遇諸多挫折。之後政務逐漸恢復正常，加上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與推動ECFA，才有好轉。再度顯示需要重視政黨的輪替制度與法規的建立。

　　於是，我著手整理二○○○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以來，自己參與的經歷與體會記實，期盼讓明春新增的一百二十萬「首投族」，有機會認識台灣政治生態發展的經過和檢討。也期盼大約兩百萬曾經一度對台灣政治顯示出冷漠和放棄的「中間選民」，再一次回顧過去和思考如何面對未來。

　　承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與王力行發行人兩位的鼓勵，協助我完成我的願望，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