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不被操縱的人生

　　去年中秋節前不久，我回到台北住家，樓下忽然傳來敲門聲。下樓一看，是區幹事來訪，他需要我提供印章，好在一份文件上蓋章，以便請領市府發放的一千五百元敬老津貼。我驀然驚覺，原來人生已到黃昏，已經要被「敬老」了！ 我當下的反應是拒絕，不是拒絕承認年紀，而是覺得「這個經費應該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沒想到送錢來的地方工作人員顯然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她說：「這樣我們很難處理，何況這是政府給的，你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啊！」對方如是勸我，但我最終還是堅持拒絕。

　　關上大門， 走回房間時，一件遙遠的往事突然自記憶深處浮現。那是一九八八年，我銜命為亞都麗緻在北美籌設新飯店。當時一方面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一方面也為了孩子還小，不捨得分離，決定全家移居溫哥華。才搬好家不久，熱心的鄰居即提醒，如果在加拿大每年所得低於一個基本額度，就可以替孩子申請「牛奶金」，但這個訊息最後卻被大部分華人解讀為，只要在加拿大沒收入，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兒童營養補助費，而此項津貼會一直持續每月匯到申請人的戶頭，一直到孩子十八歲為止。我當時覺得奇怪又荒謬，左鄰右舍的加拿大鄰居卻都說：「應該申請啊！」這塵封往事提醒了我，不分台灣或加拿大，顯然全世界的政客都一樣，不吝爭取公共資源，以籠絡選民。而許多真正該用、卻欠缺的經費，是否在這些表面上的「討好選民」政策中犧牲了？

培養不被收買的能力

　　當晚，我難以釋懷。身為公民，對於這類遍地揮灑的「津貼」，我們是否擁有說「不」的權利？ 或者更貼切的說，我們是否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夠想到這不應該是「不拿白不拿」，而是我拿到的錢，表面上是縣市首長為了選舉承諾而施捨的善意，實質上卻是國家日漸虧損的預算、下一代無法承受的債務，或是對弱勢更需要的協助，以及國家更重要的政策經費。

　　面對有限的資源，我們採取何種態度，是一種社會良知，也是我們天天都可能碰到的價值考驗。如果我們評估自身經濟能力不足，接受政府資源協助，理所當然。但往深一層反思，我們是否常在不必要，甚至不應該的情況下，取用不需要的資源？如果奮鬥一生，我們已有能力過充裕的退休生活，還需要以「資深公民」請領敬老金或不當的老農年金嗎？ 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自我節制，我們將留給下一代怎樣的未來呢？

我們是否雙重標準？

　　但是，是誰選出這些極力籠絡選民的政客呢？選票握在每一個公民手中，也就是你和我身上。我常認為台灣的民主只做了一半：只在前半段投票選出候選人。我們自豪於台灣的民主制度，卻讓民主停在投票的那一天。如果我們只是選出立委（或各級民意代表），卻不去監督，以及引導他們做出正確的事，最終的惡果是大家一起承擔。在憲政結構下，行政首長由民意代表監督，能制衡民意代表的卻只有選民。大部分的我們，大部分的時刻都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對現況無奈，卻毫無行動力。

　　身為公民，除了應該關心公共政策，對民意代表善盡積極監督之責，也該自省是否無意間抱持了雙重標準？一面批評政策和民意代表不該媚俗，向民粹式民意妥協，一面卻成為「不拿白不拿」、各項「福利」的上癮者？甚至為了自身利益進行不當關說，誘導民代將個案的關說美化成選民服務，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地破壞了體制，也誤導了真正代議士的功能？

　　或許有些朋友會認為這樣陳義過高，太過理想化！但就讓我們拿相對文明、先進的北歐四小國來看。早期參與英國等大國共同開發北海油田之前，丹麥是一個完全沒有自有能源的國家，百分之百依靠能源進口，也因此沒有課徵能源稅。但北海油田開始開採出產的同時，丹麥意識到世界能源危機，以及地球暖化的問題，因此，議會遂通過了一個法案：認為地球暖化、石油枯竭是全人類的問題，雖然他們自有能源不再匱乏，卻決定必須開始課徵能源稅，以節約能源。最後丹麥整體的能源消耗，在石油開採後的總用量，居然低於開採之前。這樣的國家、這樣的議會，讓我們見識到了做為世界公民的真正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