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一九七三年，為了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我第一次去了義大利。
從巴黎出發，一路搭便車，經過阿爾卑斯山，第一站就到了米蘭。
身上只有兩件換洗的T恤，一條牛仔褲，投宿在青年民宿，有時候青年民宿也客滿，就睡教堂或火車站。
隨身比較重要的東西是一本筆記。
在巴黎翻了很多書，對義大利文藝復興史料的了解有一個基礎。因此，我刻意不帶書，搭便車，四處為家的流浪，也不適合帶太多書。
我因此有機會完全直接面對一件作品，沒有史料，沒有評論，沒有考證。
作品直接在你面前，「美」這麼具體，這麼真實。
載我到米蘭的義大利人住威尼斯，邀我一同去威尼斯，我堅持要到米蘭。
到米蘭已經是夜裏十點，他把我放在高速公路邊，指著一大片燈火輝煌的城市說：那就是米蘭。
我揹起背包，走下高速公路，一路吹著口哨。
遇到一個南斯拉夫的工人，也在找青年流浪之家，就相約一起找路。他問我：為什麼來米蘭？
我說：看達文西「最後的晚餐」！
他看著我，好像我說的是神話。
第二天早晨我就站在「最後晚餐」的壁畫前面。教堂很暗，看不太清楚，又有很多鷹架，有人攀爬在架子上，用一些儀器測試，有時候照明的燈亮起來，一塊牆壁忽然色彩奪目起來，好像五百年前的魂魄忽然復活了起來。
一個鷹架上的中年女人走下來，坐在鷹架最下一層，倒了咖啡，緩緩品嚐。安靜的教堂裏沒有人，她看到我，我正做筆記，她問：這是中文？我說：「是！」
「很美麗的文字！」她說。
她是挪威人，從大學退休了，受聯合國文教組織聘請，參與「最後晚餐」的修復工作。
「我只負責一小部分，」她指著鷹架上端的一塊牆壁，是剛才照明燈照著，忽然燦爛起來的那一公尺見方的區域。
「真美，不是嗎？」她好像在獨白，回頭看著那一片籠罩在灰暗中其實看不清楚的一大片牆壁。
我的筆記上寫的常常是這些故事，嚴肅的藝術史家大概不屑一顧的。
米蘭的斯佛沙古堡有米開朗基羅最後一件「聖殤」，他在臨終前幾日還在雕刻的作品。兩個人體緊緊依靠在一起，好像受了很多苦，忽然解脫了，依靠著一起飛去。
古堡裏沒有人，我獨自坐在「聖殤」前，想到米開朗基羅一些美麗的詩句，歌頌死亡，覺得死亡這麼安靜，像遼闊的大海。
我好像聽到聲音，鐵的鑿刀敲打在岩石上的聲音，石片碎裂的聲音，一個男人喘息的聲音……
作品像在呼吸，你不站在它面前，不知道它是會呼吸的。
史料與考證不會告訴我們「美」是一種呼吸。
我一直記得那麼真實的作品呼吸的聲音。
三十年後，那呼吸的聲音還在，更清晰，也更具體。
「美」不是知識，「美」是一種存在的真實。
我到了翡冷翠，在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每一日擦肩而過的窄小街道，彷彿聽到他們孤獨的腳步漸行漸遠。
我去了美術學院，看到許多遊客擁擠在俊美非凡的「大衛」四周，我想避開人潮，就獨自坐在一角，凝視米開朗基羅中年以後四件命名為「囚」的作品。
那呼吸的聲音又響了起來，粗重的、壓抑的，努力存活在劇痛與狂喜中的呼吸的聲音。
看過多少次圖片都沒有的感覺，剎那之間，那呼吸的聲音使你震動起來。
我流淚了嗎？
一個老年人，忽然遞過手帕，拍拍我的肩膀，微笑著跟我說：我二十五歲的時候，也在這裏哭過！
我的筆記裏也許記了一些無足輕重的事，像一個陌生老人二十五歲的淚痕。
三十多年後動手寫米開朗基羅，有許多筆記裏的片段浮現出來。我害怕自己衰老了，老到不會為「美」落淚。
一再重複去義大利，覺得好多角落都有自己年輕時遺落在那裏的記憶，特別是關於米開朗基羅的記憶。
只是我沒有想到，三十年後我會把筆記裏的點點滴滴一一書寫下來。
要謝謝怡蓁，不是她的鼓勵，也許這本書不會這麼快出現。
也謝謝大哥蔣震，大姐蔣安，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一家人，他們使我在溫哥華有安靜的環境整理這本書。
2006.8.28日飛台北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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