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朵拉的種子》

Amazon年度讀者最愛的十大科學書之一，媲美《瘟疫與人》《槍炮、病菌與鋼鐵》
一萬年前，第一位農夫在肥沃月彎播下種子，彷彿掀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從此，人類這個物種在生活方式上做了根本的改變：放棄狩獵採集、進入農業生活，
啟動了一連串無法預見的改變。

播下潘朵拉的種子，讓人類擁有了食物供應的控制權，將我們推向現代文明，但是這種劇烈轉變也帶來了後遺症：
● 人口擴張，競奪有限資源，造成了階級劃分與社會不公。
● 想要控制大自然的慾望，改變了宗教的觀念，神祇的數目變少，影響力變大，點燃了宗教狂熱。
● 畜養牲畜，使得人類與動物有親密接觸的機會，長期下來，演化出在人類與動物之間交流的疾病。
● 逍遙自在的生活被沉重的工作壓力給取代，是百萬現代人焦慮與憂鬱的根源。
結果是：地球變得更擁擠，我們變得四體不勤，愈來愈不健康。

知名遺傳學家與人類學家韋爾斯走遍世界各地，檢視人類文明與傳承，
帶領我們進行一趟跨越萬年的時空之旅。
他不僅找出種子如何征服世界的過程，發現讓人類走上通往今日之路的轉捩點，最後還提供「希望」處方：我們必須改變方向，才能存活下去。

潘朵拉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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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未來的希望接下一本新書的翻譯，都是進行一回深入某位作家心智的探險；面對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作家以及不那麼在行的領域，更是如此，但通常結果也格外讓人驚喜。《潘朵拉的種子》及其作者韋爾斯，就屬於這樣的例子。韋爾斯的本行是族群遺傳學（population genetics），研究所師從著名的哈佛大學演化遺傳學家路翁亭（路是本書第一章提到的現代族群遺傳學祖師爺杜布然斯基的學生，第四章也談及路與古爾德的演化「拱肩」創見），博士班畢業後又前往史丹福大學同遺傳人類學（genetic anthropology）之父卡伐利史佛札（Luigi Luca Cavalli-Sforza）從事博士後研究，可說是系出名門。由於熱愛田野工作及講述故事，韋爾斯選擇離開學術界，以寫作及製作影片向大眾介紹科學新知為志業；他的第一本書與同名紀錄片《人類的旅程》就是這項努力的產品，《潘朵拉的種子》則是後續之作。近年來，他擔任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常駐探險家，並主持該學會與IBM聯合支助的基因地理計畫（Genographic Project），利用基因標幟來追蹤古早人類的遷徙過程。該計畫的最新動態，可參見下網頁。人類祖先在全球各地遷徙的過程，自然是有趣且有意義的研究；因為研究結果一再顯示：全球各地民族看似複雜，但都屬於擁有共同起源的單一物種。人之不同，由環境與文化造成的差異，顯然比基因組成還大，這點值得所有斤斤計較本土與外來、先來與後到等差別者深思。所謂「歷史是宏觀的未來」，從研究古早人類的歷史，韋爾斯得出一項推論：現代人面臨的種種問題，大都由於人類的生物性與環境出現扞格所致。人的生物性，好比有善於儲存能量的儉約基因，喜好漫遊出走的天性，習慣生活在百來人的小群體、發展出互利的道德觀，以及創作「無用」的藝術品等，是生活在非洲大草原的狩獵採集族人類祖先，經過幾十萬年的演化所得出的，至今仍寫在我們的基因當中。由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顯示，狩獵採集族的生活其實不比農業社會差，不單自由得多，飲食內容更營養且多樣化，體格也更健壯，那麼一萬多年前的人類為什麼會放棄採集狩獵、而改行農耕呢？這可不是想當然爾的決定，而與上一次冰河期結束，地球變暖，植物茂盛，人類過了一段好日子後，突然又出現了新仙女木迷你冰河期有關；該氣候變化造成可採集的食物短缺，迫使已經定居下來、出走不得的人類開始種植、而非蒐集穀物，農業因此萌芽；這一部分韋爾斯在書中有精彩的介紹，非常值得一閱。問題是人類一旦採行了農業生活，就有如身陷流沙之中，難以逃離，直到今日。從農業社會衍生出來的許多問題，主要是由於食物供應的充分與穩定，導致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增多並集中的人口，促使城鎮、制度、階級、國家與軍隊的出現；社會財富的累積與分配不均，造成搶奪與防衛的爭戰不休；人畜的親密接觸與人口的密集，造成傳染性疾病增多，大規模的瘟疫史不絕書；再來，農業社會養活的人口雖多，但因食物種類單調及傳染病增多，健康狀況反而比狩獵採集的祖先差。傳統農業社會一向受天災（旱澇、瘟疫）與人禍（戰爭、暴政）支配，而有循環式的盛衰出現；然而自近代科學興起、工業革命啟動後，人類對自然界的掌握能力日增，也逐漸脫離了這種宿命。問題是福兮禍所伏，現代社會的一切進步與便利，是人類學會了控制能量的方法，靠著消耗龐大的能源才建立起來的；只不過人類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依賴，也造成全球暖化的問題。且不提化石能源終有耗盡之日，只怕在那發生之前，由溫室氣體引起的全球氣候改變，就已經造成人類社會的浩劫。現代社會的問題，還有許多，好比高熱量但營養不足的垃圾食物充斥，普遍靜態的工作與娛樂，讓人腰圍尺寸逐漸增加，並出現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等慢性病；二十四小時的人工照明，無所不在的背景噪音，以及如影隨形的工作壓力，讓人焦慮、失眠甚至精神失常；現代理性科學的抬頭，造成傳統神話的式微，以致於有基本教義派的反撲，恐怖份子的猖狂。面對現代社會的困境，以及史上許多人類文明崩壞衰頹的紀錄，許多人對未來提出悲觀的預測。當我接下《潘朵拉的種子》的翻譯邀約時，正在讀科普寫作名家瑞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樂觀主義者》（The Rational Optimist）一書。我發現這兩本書有許多相似點，都是從人類的過去，看人類的現況與未來，而兩書正式的出版日期只差一天，可謂另一巧合。當然，兩位作者的基調與看問題的方式相當不同：韋爾斯是謹慎中帶著希望（從書名可以看出），瑞德利則是極度的樂觀。兩本書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人類之所以超越其他物種，在地球取得主宰的地位，乃是由於人類演化出交換的能力，從以物易物到分工合作，再到技術觀念的交換、融合與突變創新。瑞德利把觀念的繁衍複製與生物的有性生殖相提並論，藉以彰顯新觀念的生生不息；韋爾斯則舉了幾個「需要是發明之母」的例子，顯示人類面對的危機愈大，想要找出解決之道的動機也愈強。韋爾斯還指出更重要的一點，如今資訊傳播的速度已達到瞬間即可傳遍全球的地步，因此人類也擁有更強大的修正能力。危機即轉機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很多人都說過「人類正位於某個轉捩點」這樣的話，但多數人囿於自身有限的生活經驗，對此似乎沒有什麼感覺。經由親身造訪全球許多有趣的所在，好比挪威峽灣的海產養殖場、美國田納西州的桃莉塢主題遊樂場、南太平洋的島國吐瓦魯（中華民國邦交國之一）、維也納郊外的藝術家精神病院等，韋爾斯為讀者訴說了一則則發人深省的故事，給上述老生常談賦予了真實的生命。此外，韋爾斯從廣泛的閱讀中，摘要重述了許多有關遺傳學、考古學、育種養殖學、病理生理學、輔助生殖科技、全球暖化、道德起源、基本教義派起源等知識，有些是譯者熟悉的，有些則不然，但都是讓人興奮的閱讀與翻譯經驗。作者對未來所開立的處方「需求少一些」或許新意不高，但通常真正有用的建議，都看似平常；像少吃一些、少用一些、少浪費一些，少丟棄一些，並不難做到，只要有更多人體認這一點，而身體力行，那麼人類的未來仍是充滿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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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停下來思索的時候了誠然，西方社會在物質生活上要比四十年前好上太多，但社會上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的犯罪、破壞以及塗鴉呢？離婚率為何居高不下？公民參與及信任卻反而下降？為什麼肥胖及抑鬱症多到成為流行病的程度，就算孩童也未能倖免？為什麼在多數最進步國家所做的研究，都指出人們變得更不快樂了？ ——湯姆金斯（Richard Tomkins），二○○三年十月十七日《金融時報》文/韋爾斯(本書作者) 寫這篇前言時，人在阿拉伯海上方一萬一千公尺高空，一面啜飲著葡萄酒，一面在我的筆記型電腦鍵盤上打字。我參加了由印度理工學院主辦的一場科技慶典活動，並給了場演講；如今則坐在從孟買起飛的返家客機上。我花在來回旅途的時間，是我停留在印度當地時間的兩倍；再加上十個半小時的時差，我人在印度時還不只是有一點點的精神恍惚。饒是如此，印度是我喜歡的國家之一，利用一個長週末來回奔波半個地球、忍受時差的鞭打，還是值得的。邀請我前往演講的印度理工學院學生，希望聽我在遺傳學及人類遷徙方面的研究，那也是占據我過去二十年來大部分時間的工作。這項由我和同事共同執行的研究，清楚顯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源自二十萬年前非洲的一位共同祖先；而人類離開非洲遍布全球各地，也只不過是過去六萬年間發生的事。我花了一個小時講述這領域裡的新資料，討論了一些還沒發表的新發現，大致給我們這個物種刻畫了一幅遺傳的歷史圖。演講結束後，我也按一般常規，接受聽眾的發問，內容從實驗室分析人類DNA的技術細節，到一般性的問題都有。而最後一個問題是我之前被問過好幾次的，將來肯定還會再被問到，也就是：你的研究工作有什麼更廣泛的價值與意義？我的回答是：研究人類遙遠歷史的神祕細節，乍看起來確實有些難以讓人理解，但那一向讓我著迷；只要有正確的樣本加上少許的統計，就有可能釐清我們這個物種如何遍布全球的細節。學生繼續問道：「但是這種研究為什麼重要呢？」一開始我站在科學家的立場解釋：不講求特定實際應用的基礎研究為什麼重要。我說政府在許多不同的主題上資助這樣的研究，是因為有些新發現可能會在較實用的領域裡非常有用，譬如說醫學。再者，界定我們這個物種的是我們擁有的複雜文化；為了要了解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扮演的角色，科學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我還說，如果我們碰上了某個來自地外行星的智慧生命，那麼在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裡，我們要跟對方談的究竟是最新的電視遊戲如何操作的單調細節呢？還是專注於我們這兩個高度演化的物種是如何變成現今這個模樣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歷史，才能夠了解自己是誰、以及預測我們將往哪裡去。如同法國哲學家亞蘭（Alain）所言：歷史是對現在的宏觀，而不只是關於過去。不過這種研究之所以重要，還有另外一個理由，我解釋道。目前人類生活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我們所接觸的人在一世紀之前是從來也不會碰上的。由非洲人與歐洲人、亞洲人及美洲原住民混在一起所形成的社會大雜燴，可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況。這樣的接觸加上語言及文化的差異，也就構成具有變化多端潛力的配方。我們非常清楚這種差異的存在，因為這種差異有助於給自我定位。只不過我們的遺傳學研究也顯示：在表象之下，亦即在DNA的層次，這些差異有多麼微不足道；基本上人類是完全相同的。我解釋道：我的研究帶來的更廣泛意義，在於我們都應該試著看穿區分人種的表象，認清我們都屬於人類這個大家庭。只要我們能認識到在基因的層次，大家都彼此相連，這樣才有可能克服部分的偏見。對在場聽眾來說，這種看法似乎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大多數人在不久之前才目睹了一場恐怖份子的殘忍攻擊：來自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好戰份子在孟買南區好些地點進行了爆炸及槍殺行動，四天內殺死了一百六十四名無辜百姓（恐怖分子也死了九個）；他們甚至還控制了兩家具有歷史意義的旅館：泰姬酒店和奧拜羅酒店。對印度社會而言，這場事件的衝擊性等同美國的九一一事件，還好死亡人數沒那麼多。經過這樣的事件，就算印度人會感到氣憤，心存報復，為進一步的暴力行動找藉口，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據邀請我與會的主人所言，印度人並沒有沉溺在負面的情緒當中。在我抵達當晚於車陣中穿梭前進時，他告訴我：「這個事件讓我們團結起來，我指整個印度。」我那次造訪印度的經歷，以及本章一開頭引述湯姆金斯的話，都彰顯了這本書的主題。在我身為遺傳學家及人類學家的生涯中，有幸與全球許多人共事，從資深政治家與大企業老闆，到偏遠蠻荒地區艱苦求生的採食部落族等等；但一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不論這些人生活在何處，都可以看到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裡有些是好的，好比整體貧窮的程度減少了，開發中國家的出生率下降了；但其他一些變化，譬如九一一事件及孟買的恐怖行動，就不讓人滿意。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可感覺到世界在不斷變動之中；人類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在接下來的幾個世代中，世界將出現根本的改變。科技創新的腳步正在加快，我們也都置身其中，遭其席捲。我們只要想想過去十年左右學會使用、如今已離不開手的一些東西就可以知道；我馬上想到的有電郵、Google、即時簡訊與行動電話，此外還有油電混合車科技、路邊資源回收，以及像臉書這樣的社交網站。這些新產品都是在一九九○年代中葉以後才廣為流行的，但如今我們已無法想像沒有它們的日子。如果要我們想像二十一世紀結束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隨著驚人科技進步而來的，卻有一些附帶的包袱。慢性疾病在西化社會中史無前例的大幅上升，可能是最顯著的例子了。我說「西化」而非「西方」社會，是因為在印度與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心臟病、糖尿病以及單純的肥胖病例也不斷增加。隨著這些社會愈來愈與西方看齊，他們也承受了許多我們最糟糕的屬性，像抑鬱與焦慮等心理疾病也逐漸增多；目前在美國，治療這類毛病所開立的藥物處方籤，數量是最多的。這種朝西方不健康社會邁進的腳步，似乎難以阻擋，讓我不禁好奇那最初是怎麼開始的。是否在西方文化與我們的生物組成之間有某種致命性的不搭調，而讓我們生病？如果說這種搭配不當確實存在，那我們目前的文化當初又如何取得了優勢？我們理應是自己命運的掌握者，也創造了最適合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受文化的驅策，不是嗎？(摘錄自本書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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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培植新文化最早的農夫才是史上第一人；所有的貴族都仰賴土地的擁有與利用。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社會與孤獨》人口的壓力要比大地生產物質來維持人類存活的能力，強了不知多少倍。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人口論》冰壩融化，寒冬再度來臨澳洲考古學家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 1892-1957）一生過得多采多姿。他年輕時是個馬克斯信徒，當過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總理的私人祕書，同時也是很有才華的語言學家兼出遊成癖的旅行家。直到一九二○年代，他才下定決心以考古學為志業，先是在愛丁堡大學學習，後來則轉到倫敦大學。他的早期田野工作是在蘇格蘭奧克尼群島的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的，但在把注意力轉向東地中海的人類早期農業社會以後，他的考古事業才真正開始起飛。柴爾德鑄造了「新石器革命」一詞，他完全相信那是一場革命性的轉變。人類歷史最早是蒙昧時代（在他受馬克斯思想所影響的線性文化演進想法裡，那比野蠻時代更早），只有在那關鍵的轉換期之後，人類才享有文明時代的果實。對柴爾德來說，新石器時代的開始，是人類這個物種歷史的決定點；他在幾本書裡，特別是廣受人閱讀的《遠古東方之新認識》（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以及《自我創造的人類》（Man Makes Himself）這兩本，推廣這個想法；該想法也影響了一般大眾及之後好幾代的專業考古學者。柴爾德認為，促使農業興起的主因之一，是上一次冰河期結束時中東地區氣候的突然變暖。他相信，該波暖化趨勢影響了當地生長的植物種類，使得某些人開始從事小麥與大麥的栽培實驗，並取得成功，導致人口的擴充及城市文明的興起。逐漸的，新石器時代農民從中東發源地向外擴張（連同他們進步的文化），幅員橫亙整個歐亞大陸西部。這個基本上正確的說法，隨著後人對上次冰河期結束時氣候的重新評估，而有所修正。雖說過去一萬五千年來，全球平均氣溫是上升的，但在一萬五千年到一萬年前的這段期間，暖化的趨勢特別突兀，農業也就是在這個混亂的大氣鍋裡發展開來。在這段五千年時光裡給研究得最詳盡的部分，或許是稱為「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的迷你冰河期吧！那是從一萬兩千七百年前到一萬一千五百年前左右，持續一千多年的時期，名稱則來自斯堪地那維亞凍原地區發現的小型植物「寬葉仙女木」的學名Dryas octopetala。在前一次冰河期結束後，生長在凍原南部地區的寬葉仙女木被森林給取代，但在氣候較涼爽的新仙女木期，又重新現身。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小型冰河期植物的突然出現，並不完全清楚，但最有可能的理論是說，北美洲某個冰壩突然融化，弔詭的造成了該植物的重現。且慢！你可能會問：那是由隔了半個地球之遙的冰壩融化所造成？不會吧？那可是座特別的冰壩。在上一次冰河期結束時氣溫的上升，造成第一章提過的勞倫臺德冰層從短暫停留的伊利諾州撤退；仍留在北美洲的大量冰頁所化成的淡水，在一萬三千年前形成幅員廣袤的阿格西湖（Lake Agassiz），位置在今日加拿大中部地區。今日北美洲的五大湖已是十分壯觀，但古代的阿格西湖卻是比五大湖總加起來還要龐大的怪物，面積甚至比加州或是裏海還大。(摘錄自本書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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