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返國與清華
一個人之所以最後成為這樣的人,必然和他成長的時代、成長的背景息息相關。
一九三二年我出生於南京一個小康書香之家,父母都曾留美,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但是從有記憶起,我就一直在「逃難」。首先是中日戰爭逃日軍步步進逼的難,從南京而武漢而湖南而貴州而四川而陝西,在當時之所謂大後方,兜了一個大圈子。直到抗戰勝利,回到南京,喘息稍定,又開始逃共軍步步進逼的難,南下廣州、香港,在竹幕完全垂下之前,三度進出穗港,最後在嶺南大學(現已併入中山大學)讀完大一,也在那時經歷了生平第一次關鍵的大轉折。
一九四九年夏初,中共進據廣州。我初度接觸到社會主義的書籍,參加了學校的文工團。每天索呀索、獨呀獨的扭秧歌,馬恩列史毛、毛史列恩馬的唸符,自己認為相當前進。台灣卻正是前途未卜,白皮書(將大陸易幟責任歸諸國府的美國官方文件)已經發表,而韓戰尚未爆發,台灣遲早會被解放的看法,至少在廣州看來是必然的。因此,父親頻頻要我赴台,自己內心卻躊躇不前。在此關鍵時刻,一位同班的K大哥,和我關鍵的一夕談話,讓我做了關鍵一生命運的決定。
當時土改在廣東已全面展開,K大哥家是地主,遭受了極殘酷的鬥爭,他自己也將回鄉挨鬥。在返家前夕,他和我推心置腹的談了一夕話,從我的背景個性,談到中國在共黨治下的未來,到最後我自己該走的途徑。在他回鄉後一週,我就隨著省親團赴港,隨即來台。一個多月後,港穗之間的交通就關閉了。
在台灣耽了六年,台大四年,軍訓一年,然後在初創的清華大學又任助教一年。一九五七年我才離開中國──文化的中國,到美國留學去了。因此,二十四年成長的歲月,我都在中國文化的包涵孕育中長大。中國文化成為日後成熟的我的「底」,這個「底」有多深厚,在以後十六年定居任職美國時,每次返台都感覺得到。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九九○年初返大陸的「故鄉」餘姚。
浙江餘姚我滿月時回去過,一九九○年是二度返鄉,但那第一次當然是完全不記得了。這是怎麼樣的故鄉啊!真正是人地生疏,一點印象也沒有,連話也聽不太懂。但是我記得一些詩詞、一些故事、「烏篷船的夜航」、「泛舟姚江上,坐看四明山」等。這些詩詞故事,都是從我父親的自傳和他人的遊記中得來。
記得我第一天抵縣城,晚宴接風時,就說想搭烏篷船返鄉(老家沈灣離縣城有十幾里水路)。這可令主人為難了,烏篷船早已淘汰,泛舟姚江用人力划船,意境很美,但可能要走大半天。沒有辦法,第二天備了條小火輪,摸黑起床,嘟嘟嘟的上道。因為汙染,姚江水是黑的,輪機聲嘈雜,對面相談不可聞。又是因空氣品質,遠山隱約,只餘淡影一抹,哪有什麼詩情畫意?但在晨曦中,忽然一個戴斗笠的漁翁,將網灑向江心,一次又一次;一個挑擔的農夫,沿著田埂趕路,一擺又一擺,這情景從未曾見,卻多麼親切,不正是父親自傳中的寫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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