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極？
某天遊戲橘子基金會打電話給小倩，他們要找我擔任一段冒險行程的全程記錄，很快的他們就與我聯繫上，幾乎同一時間林義傑也打來跟我講同一件事。
我和林義傑本來就認識。他先問我在忙什麼，我說在拍廣告。然後他說他準備要去進行人生的最後一戰。我們拍紀錄片的人，對於這種「最高級」的形容詞都沒有抵抗力，什麼「最後一戰」、「最棒的一場」等等。他一講，我心裡那盞紀錄片的燈就亮起來了。然後林義傑說：「希望你能答應基金會來拍這部紀錄片，因為我要退休了。」
那年他才三十二歲，但對超馬選手來說，這個年紀已經是上限了。他的話完全點燃了我心裡對拍紀錄片的渴望。
於是我問他：「要去哪裡？」他一開始怎樣都不肯告訴我，因為擔心我不想去。最後他說：「你先答應我，我再告訴你要去哪裡。」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他們每次跑的地方都很恐怖，不是跑撒哈拉沙漠就是被鱷魚追。我堅持要他先告訴我，後來他只好說了，是要去北極。當下我一聽就說OK，覺得沒什麼。這有什麼不能說的。
林義傑非常驚訝。我還跟他拍胸脯打包票：「開玩笑，我一定挺你。兄弟不是做假的，我挺你到底。」多麼豪氣。他在電話那頭一直問，真的嗎？真的嗎？我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他很興奮，一直叫好。我問什麼時候出發，他大概講了一下細節。他很開心，我也很有動力。
我們兩個在電話上講得很興奮。我還說，到時候拍片拍累了，就可以吃吃烤鴨、嚐嚐鹹魚、逛逛長城。我愈講愈開心，他愈聽愈模糊。他問：「你說哪裡？」我說：「不是北京嗎？」
「不是北京，是北極。」
我腦子頓時停住了。
你知道人腦裡面有所謂的「暫存記憶體」。比如你說「雪梨」，腦袋就會找出雪梨歌劇院的畫面貼上來，這就是你認知的雪梨。林義傑一說北極，我腦袋裡原本那些北京烤鴨啊長城啊之類的畫面開始剝落，換成一望無際白茫茫的北極，但卻找不到任何畫面，完全沒有畫面。我很緊張，對著話筒結巴，我說：「義傑、義傑，我剛剛講兄弟一場那都不算，完全都不算了，義傑，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還沒講完，他就說：「導演，謝謝。」就把電話掛掉了。
我很惶恐，卻又很掙扎，因為我真的很想去，非常想去。管他北極南極，我就是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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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又不想去
紀錄片有一部非常經典的作品「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1922），講的是北極愛斯基摩人的生活，是紀錄片的經典影片。當知道自己有機會前往這部經典影片的發生地，是很興奮的。但隨之而來的是壓力，不斷問著自己：「真的要去嗎？會不會有危險？會有什麼危險？會不會很害怕？」去與不去，很衝突。
我們於二○○八年四月參加極地超級馬拉松賽。那個時間點，北極的溫度最低是零下四十幾度。選手來自九個國家，台灣參賽者有遊戲橘子執行長劉柏園、林義傑，還有新進的超馬選手陳彥博。陳彥博當時還是大學生，非常菜。比賽全程六百公里，大概從基隆走到墾丁，再往回走到台中，沒有柏油路，都是雪地。而且北極是北大冰洋和少數島嶼的組合，我們可以說是走在結冰的海面上。
殘酷嚴苛的環境是一回事，更可怕的是那裡的生態系統─北極熊。一般人看到電視上的北極熊覺得很可愛，但北極熊其實很可怕，因為食物早已不足。當你走在北極，北極熊突然出現在你面前，面臨的就是生死決鬥。而且一去就是一個月，每分每秒都在嚴寒的環境裡，沒有一刻是溫暖安全的。
我媽很反對，但小倩贊成，因為她知道我很想拍，她也知道我太久沒拍了。她認為此時此刻把我丟去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世界，反而是一件好事。所以她不僅鼓勵我，也很努力說服我爸媽。出發前一個禮拜，我收到小倩透過台灣的保險公司向國外買的巨額保險，有種說不上的感覺。理智上我知道她是對的，但情感上我一直對這件事耿耿於懷。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活著回來。
我要活著回來
因為北極行程費用非常昂貴，所以這次拍攝人員除了我，沒有其他工作人員。光是要讓我跟去，遊戲橘子就和主辦單位溝通很久。這個比賽辦過四屆，沒出過人命，對他們而言，我這個非選手是很大的顧慮。於是他們要求必須同意讓一個雪地特種部隊退伍的奧地利人專程照顧我，負責讓我活著，算是他們的妥協。
所有安排都差不多了，我很興奮。可是午夜夢迴又很害怕，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會不會就此結束在天寒地凍的北極。我不是超馬選手，隨便去測個BMI，輕輕鬆鬆就破三十，哪像林義傑？林義傑的BMI是四。我懷疑他只有臉頰有脂肪。我跟他們是不同世界的人，他們去北極、去撒哈拉，我去那種地方，怎麼可能活得下去？
想去，因為太久沒拍片；不想去，因為可能回不來。就這樣一直來回掙扎。但已經答應了，能不去嗎？沒關係，我找人頂替。念頭一動，我開始到處問同事。我先抓了辦公室的攝影師麥克。
「麥克，」我手搭他肩膀上，「告訴你一個好康的。」
麥克一聽，整個眼睛亮起來，「什麼？導演，什麼好康的？」
「派你去北極拍片。」
他大喜，「真的嗎？」
「真的。」我點點頭，壓低聲音，「這個難得的祕密機會，我只告訴你一人。」
麥克也跟著壓低聲音，「謝謝導演。那除了我們兩個，還有誰會去？」
「沒有我們兩個，就你一個人去。」
這話一出來，麥克臉上的光芒不見了。然後他陷入沉默、長考，不斷走來走去。半個小時後，他跑來跟我講：「導演，我必須老實告訴你，我以前肺水腫氣胸、開過刀，可能不適合去北極。」
這群年輕人，每個都才二十幾歲，一開始聽到要去北極都很興奮，可是當我告訴他們得一個人去，忽然間每個人都身懷隱疾。我認識他們好幾年，從來不知道他們身體這麼差。而且每一個拒絕我的人，都更加深了我心裡的恐懼。畢竟我當時都快四十歲了。
千奇百怪的訓練課程
北極當然不是說去就去，我們得先去英國、挪威和加拿大上課受訓。訓練內容千奇百怪。從最簡單也最有趣的滑雪，到必要時刻的衛星電話使用、飛機跑道製作等等。去北極之所以貴，是因為包含了一趟個人專屬的「終點航程」。不管是人到終點、決定放棄，或是中途罹難到不了、飛機來把屍體接走，都一定會用到這段航程。北極不是處處有跑道，所以我們要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把跑道做出來，飛機才能降落。
課上得愈多，我愈不敢去。我們在挪威受訓時是冬天，受訓地點就在極圈北緯六十六度半旁邊，我們在雪地上搭帳篷，學習怎麼煮東西吃。隔個馬路就是房子，就是文明，只要走上幾步路，就有熱水、馬桶，一切伸手可及，不需要在這邊忍受寒冷、吃化學味很重的太空食物。兩相對照，心裡真的很掙扎。
雖然味道詭異，可還是得吃。人正常條件下一天約消耗兩千到三千卡路里，而在北極大概會消耗一萬兩千卡路里。我們一天只吃早餐跟晚餐兩頓太空食物，午餐時間因為還在走路，就吃巧克力棒。先把巧克力棒折成塊狀，用袋子裝好，行進時吃，一天約吃二十根，也不過創造七千到八千卡路里，所以在北極熱量是嚴重不足的。這一趟下來我大概瘦了十八公斤。
有吃就有拉，在北極怎麼大小便，也得好好上一堂課。上廁所的確是個難題，因為穿了好多層衣服，如何安全地穿脫，需要好好練習。尿尿還好，大號比較麻煩。大號要先醞釀，在北極可不能像平常那樣慢慢磨，一定要先醞釀好，授課的教官說最有效的醞釀方式就是繞著帳篷跑。等到感覺來了，就拿雪鍬在雪地上挖洞，除了掩埋，更重要的是遮蓋味道，不讓北極熊聞到。挖之前要先確認自己位在上風處或下風處，還要築一道小的擋牆，最後推下來掩埋用。
為了保暖，我們戴了四層手套。第一層是很緊貼的棉質，然後愈戴愈厚，戴到第四層每個人的手都變成哆啦A夢的。上廁所必須脫到最後一層，想全部脫掉也可以。可是不能在寒冷的天氣下暴露太久，超過一分鐘，手會開始凍傷，所以整個大號的過程，必須在一分鐘內結束。
這些步驟對林義傑、劉柏園、陳彥博這些選手沒什麼問題，可是我早上了年紀，常常沒辦法。你會一邊想：還剩多久？二十秒嗎？十五秒嗎？愈緊張愈大不出來。萬一時間快到了還沒大乾淨怎麼辦？要趕快用手把大便折斷。這一折，會聽到底下傳出「嚓」一聲，似乎是大便結晶的聲音，然後用手指做肛門的基礎清潔。處理好，穿好衣服，回帳篷再做手部清潔。
除了這些處理生理需求的課程，我們還上了槍枝的使用訓練，主要是防北極熊。另外一個讓我印象更深刻的訓練，是屍袋的使用。我們幾個人一組，萬一有人出事，任何急救都沒有用時，就只能裝進屍袋帶回來。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屍袋。
（本文為摘錄，精彩全文請見《青春：獻給他們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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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口以東」、「奇蹟的夏天」、「水蜜桃阿嬤」、「征服北極」、「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拔一條河」、「看不見的島」）
1969年3月9日生，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現為紀錄片工作者。他的作品融合感性與趣味，又勇於挖掘世人不敢逼視的赤裸情感與種種荒謬矛盾的社會制度，使得他的作品除了最純真的人情以外，也是最沉重最銳利的社會刻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