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學生扛著菜市場中論斤論兩的秤來敲門,喊著:「我們又來了!」門一開,他們便翻箱倒櫃把人家家中的食物找出來,一個個量秤、記錄,然後照三餐定時來報到,連家中的幾隻小豬、雞鴨也要「身家調查」。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教授高美丁,回憶起三十多年前台灣第一次的大規模營養調查:當時由輔大、北醫、靜宜幾所學校的營養系主任領頭,學生便是當然的訪員,他們散到台灣大城小鎮,挨家挨戶拜訪抽樣家戶,每一戶都得至少待上四天。
因為經費拮据,這些師生只能睡在便宜旅舍,或商借學校教室,搬開課桌椅,直接打地鋪,或借宿鄉鎮廟宇的香客大樓。曾經他們還乾脆進駐荒廢的衛生所,換來幾晚免費住宿。不過,「大家都很開心!」高美丁說。
在那民風純樸的時代,幾乎沒有人會拒絕可愛的學生訪員。甚至有時候學生在某個地方停留過久,是因為他們又在哪棵大樹下聽老人家講古道往事,一時抽不了身。年輕的訪員還得時常婉拒長輩的盛情留飯,因為「一起吃飯,那可就算不準了呀!」
不過,這影響不了長輩的熱情。「農家把自種的番薯、蔬菜送給我們,我們乾脆回旅館借廚房為自己加菜。有些人甚至送我們手工藝品,根本就是每天都有伴手禮!」大四那年的寒假參與營養調查的曾明淑,如今已是輔大營養科學系副教授,說起這段難忘的回憶,笑容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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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到有的實地調查
人如其食,飲食內容或習慣決定了一個人的健康狀況及生活樣貌。而國民營養調查結果,便是國民健康重要指標之一,同時也是國家制定相關政策的重要依據。
那麼,究竟怎麼知道台灣人到底吃了什麼呢?
當然不可能要全體國民一起記錄。透過分層隨機抽樣,訪員定期到戶進行膳食調查及分析,是世界各國了解國民營養狀況的重要工作之一。
台灣在一九六○年(民國四十九年)以前,僅有極小範圍的營養調查,例如在北部幾所高中、國中小學或部分軍隊,針對學生、軍人的營養狀況調查。
其後,「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發表了「台灣食物平衡表」,從中約略可以看出台灣每人每天食物的「可獲量」。所謂的可獲量,是計算食物的總生產量、總廢棄量以及總進口、出口量,加減後,除以台灣總人口數,算出每個人每天獲得的各種糧食及營養素。真實的情況當然不是如此,何況城鄉必然有差異,後來的調查也證實,在這樣的計算中,每人每天的熱量及營養素都偏高。
從地區看全貌
營養學界泰斗、當時台大醫學院生化所教授黃伯超的地區型飲食調查,是台灣最早的國民營養實地調查。
自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黃伯超便立定志向,選擇一條更艱苦的研究之路,以第一志願投入董大成教授的研究團隊擔任助教,甚至為了研究經費,等待晚一年的研究助理職缺。
「在戰後,董教授是台灣唯一專研營養的學者了,」學術成就跨越一個世紀、本身就是營養學活歷史的黃伯超不疾不徐的說,懷念起當年的恩師,仍依稀可見當時義無反顧的堅持。
黃伯超的地區型飲食調查,都在現在的大台北地區進行。一九七二年完成了台北市延平區,一九七五年則完成台北縣三芝鄉。延平區前身是十九世紀就熱鬧鼎沸的大稻埕,移民集結,陸續締造茶商、布商、貿易商群落的商圈,調查進行的當時仍然車水馬龍、洋房處處。四十公里外的三芝,則是偶見牛車緩緩走過的廣大農田,是典型的農村代表。
這兩個地區的調查結果,已可初步窺見台灣人飲食營養的面貌。
當時經濟起飛的台灣,尤其是勞動量大的務農人家,熱量攝取已不太是問題,但普遍來說,都缺乏維生素B2、鈣、鐵質等營養素,蛋白質攝取則多來自於植物性蛋白。
農村地區缺乏的營養素種類和都會地區雖然差不多,但缺少的量比較大,因為他們對動物性食品,包括牛奶、蛋、動物內臟的攝取量比較少。尤其貧窮的家庭,餐桌上差不多是一片慘澹的黃褐色,主食是米飯中摻入番薯,配菜往往是淡綠色青菜、醬瓜等醃製品。
一九八○年,衛生署提出首次全國性飲食調查計畫,由黃伯超擔任主持人,幾位博碩士身分的參與者,如今都是營養學、公衛學界中老師們的老師,包括游素玲、高美丁、李寧遠、楊志良等人。
為了盡可能接近最真實的面貌,了解台灣人飲食營養的狀況,他們以分層抽樣選出台灣十二個地區,其中包括較都市化地區及偏遠鄉村,還有以客家人為主的代表鄉鎮。
更多營養調查與發展的故事,請見《營養聖戰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