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醫學生一定很難想像,當年,我們那一班台大醫學系的畢業生(1964年)有四分之三出國,見證了台灣醫學生出國風潮的最高峰。當時的台灣,物資缺乏、百廢待舉,因此,台大、美國就是台灣高中、大學畢業生的第一選項。那是一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時代。
在這樣的浪潮下,我也難免隨波逐流。不過,我出國的另一個動機,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
大六時,我深深受到兩位美國教授的風範所吸引,一位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院院長竇恩(Charles Doan),另一位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外科主任韓佛里(George Humphreys),當時,他們被中華醫藥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邀請來台擔任客座教授各六個月。這兩位教授床邊教學時,不是傳授書本上的知識,而是把重心放在病人,強調了解病人的重要性,然後啟發我們去思考,帶著我們一步一步剖析病人的問題,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任何證據都不能有所遺漏,問題釐清楚了,再決定如何為病人解決問題。
在這過程中,醫學知識不再是考試時強記的字句,而是活生生的道理,這使得照顧病人竟然像偵探一樣有趣。再加上他們對待病人、對待學生的親切態度以及教學的熱心與不厭其煩,令我對那樣的醫師與教師的角色心生仰慕,終於找到了未來的方向。因此,極想要親身經歷一下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實習的過程中,我更見識到我的同儕們的思考邏輯、與病人的親密關係、對工作的責任感等各方面的表現都遠比我成熟、自在許多。這更加激勵了我努力學習的動機。
我在出國二十五年後,於1989年底回到台灣,正逢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看到台灣的許多教學醫院比美國更龐大,貴重儀器設備也毫不遜色。可是,在病人照顧方面,因為看的病人遠比我學生時代多,反而變得更匆促、更馬虎。在臨床教育方面,也因為病人太多而更疏於指導、監督。
在台灣因為醫學院擴展得太快太多,造成師資不足,大小病的病人又全都湧至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忙著看門診,把住院病人照顧的職責交給住院醫師,而疏忽了床邊教學。醫學生及住院醫師自我摸索,把還沒有消化的書本知識,硬著頭皮用在病人的處理後,卻缺乏即時的回饋,因而永遠不清楚自己的判斷及處置是對是錯,就無法累積經驗。所以,缺乏自信心,更沒有成就感。
在美國,儘管醫師的工作時間一樣長,病人更在意醫療安全問題,而且,美國還有不少專門控告醫師的律師,但是,醫學生及住院醫師都沒有把醫療糾紛掛在心上。用心照顧病人,追求卓越是他們的目標。相形之下,台灣的醫學生及住院醫師對於他們的職涯顯得消極、茫然。
他們的焦慮及疑惑,令我很是心痛。因而更加慶幸自己在大六的時候,找到了我想要追隨的典範,而改變了我的生命。那一刻,讓我開始思考,如何讓這些年輕人也有和我一樣的經驗。
很幸運的,在1997年,嚴長壽總裁出了他第一本暢銷書《總裁獅子心》。他決定將該書部分的版稅捐出來做公益,再加上其他有心朋友、病友的不斷捐助,因而促成「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的成立,讓我有機會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因為杜克大學醫學院的臨床教學在美國醫學界享有盛名,而我個人又與杜克有長久的關係,所以,基金會從1999年開始,從台灣的醫學生當中選拔,每年安排三至五位國立醫學院第六年的學生到杜克大學醫學中心與杜克的醫學生並肩實習三個月,由基金會全額提供機票、生活費及學費,並安排他們的住宿。在杜克大學的同事們也主動提供生活輔導,讓他們能很快融入異國的生活,專心學習。基金會期許他們由自己的改變,擴大到他們周邊的人,而成為改變台灣醫學教育的種子(agent of change)。
至今,基金會共送出五十位醫學生,我不敢說這樣的經驗是否真正改變了每一位學生的生命,能夠在往後產生星火燎原的結果。但是,至少從他們的學習心得中,我們看到了在不一樣的學習環境中,他們變成一群熱心學習、樂在工作的年輕人,讓我們看到未來的一線希望。
我要在此感謝這些年來基金會的捐款人和董事們的支持。希望他們與我一樣,以參與了一群台灣未來醫師的成長而感到驕傲。
在台灣醫療瀕臨崩壞的時刻,我更希望藉著此書的出版,喚回台灣醫界同僚選擇醫療志業的初衷。為了自己,為了世世代代醫界未來的生力軍,來積極參與推動醫學教育及醫療執業環境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