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生傳奇
前陽明大學生理所教授
潘震澤
距今五十年前（一九五三年）的二月間，兩位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的科學家克立克（Francis
Crick, 1916-）及華生（James Watson, 1928-）在英國劍橋大學的卡文迪許實驗室解開了DNA的雙螺旋結構。DNA是細胞內儲藏遺傳訊息的資料庫，也是所謂「基因」的所在，其互補的雙螺旋結構，不但線條優美簡單，也馬上讓克立克及華生想到：螺旋上鹼基的排列順序，可作為遺傳訊息的編碼。果不其然，後續的研究證明那是正確的推測；而近五十年後將人類DNA上所有三十億個鹼基排列都給決定出來的人類基因組計畫，猶其餘事也。
雙螺旋的故事之所以膾炙人口，除了發現本身的重要性之外，其中的戲劇性更是為人所津津樂道。如前所述，克立克與華生兩人的資歷與經驗，都不足以與同時間專注該問題的研究者相比；尤有甚者，他二人根本沒動手做過任何實驗，而是根據別人的實驗結果，憑空「想」出來的。除了其中的一對鹼基少算了一個氫鍵外，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五十年來始終屹立不搖，並不容易。因此九年後，他倆因該發現獲得諾貝爾獎的肯定，也算實至名歸。
然而這項發現真正打入許多人的共同記憶，很大一部分還是由於華生寫的《雙螺旋》一書。這本書於一九六八年正式出版，但華生於三年前就已開始撰寫，完稿後，並分送書中提及的當事人，以尋求意見回饋。由於華生坦率無隱的敘事方式，引起克立克及其他幾位人士的強烈反彈。他們寫信給華生及哈佛出版社的主編，要求不予出版，否則將提訴訟。結果哈佛校長怕涉及毀謗，否決了哈佛出版社理事會准予出版的決議，而引起哈佛的學生報及紐約時報大幅報導，間接給《雙螺旋》做了免費的宣傳。
克立克反對該書的理由有以下幾點：那是華生的片段自傳，不是歷史，其中不但沒有彰顯科學發現的過程，反而有所扭曲。克立克認為科學裡重要的是發現的本身，而不是怎麼發現的，或是誰發現的。他還說，為文談論還活著的朋友，是有失品味的舉動；華生此舉，嚴重侵犯了他的隱私，也糟蹋了他們的友誼。
雖然有當事人的抗議，但改由私人出版社發行的《雙螺旋》一書卻受到大眾的喜愛。對一般讀者來說，科學家也和凡人一樣會鉤心鬥角、爭強好勝，似乎是讓人驚訝的事。同時，多數讀者與克立克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們對科學發現本身，比不上對人物及過程的興趣。《雙螺旋》一書的成功，可由出版三十五年來有好幾個版本，不斷再刷，賣了不下一百萬本，可見一斑。國內三十多年前就有「科學月刊」及「今日世界」出版的兩個譯本，幾年前，「時報出版」又重印了「科學月刊」的譯本。
有趣的是，近二十年後克立克重讀《雙螺旋》，後悔地承認華生的確相當聰明，在一本給大眾閱讀的書裡，傳達了相當多科學的訊息；同時，該書寫得懸疑曲折，讓人讀了就難以釋手。他說，雖然該書第一句話就說他從不知謙虛為何物，但整本書把他寫得還算不錯。也由於這本書的緣故，他本人根本不需要做什麼宣傳，因為華生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公關。他還說，哈佛大學一定生他的氣，平白讓哈佛損失了許多賣書的收入。
華生與克立克兩位，都過了精采豐富的一生，日後必定是史家為之作傳的對象。二○○一年，也就是《雙螺旋》出版後的三十三年，華生才又出版了《基因、女郎與伽莫夫》（Genes,
Girls and Gamow）一書，副標是：《雙螺旋之後》（After the Double Helix）。這本書從一九五三年四月寫起，一直寫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為止，共三年半的時光。該書延續了《雙螺旋》的調性，以半流水帳的方式，記錄了那段時間內華生追求科學發現及異性知己的點點滴滴。以科學發現來說，雙螺旋之後的未知問題仍然重重，但華生本人的成果卻乏善可陳，較為可觀的則是他的感情生活。
相華生十五歲上大學，二十二歲拿博士學位，他自云學生時代所心儀的美女，都與他無緣。《基因、女郎與伽莫夫》一書記錄了青年華生一系列求偶史的赤裸告白，其中令他動心的女性有近十位之多，兩位還是羅敷有夫。但那三年半的時光，卻也是他一段最刻骨銘心戀情的開始及結束。華生鍾情的對象不是別人，而是哈佛大學出名演化生物學家麥爾的大女兒克莉絲塔。四十多年後，華生仍不願把這段陳年往事埋藏心底，非要公諸於世，可見這段初戀在他心中的地位。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因發現雙螺旋而得了諾貝爾獎的偉大科學家，而是一位為感情不定所苦的年輕人；其中從青澀的期待、到交心的喜悅，從未知的遲疑，再到痛苦的分手，華生再一次向世人揭露，科學家渴望感情之心，亦與常人無異。
【本文轉載自《中央日報》副刊92.2.19】
物理不外人情
中研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
王道還
今年是發現DNA分子結構的五十週年。
當年，科學界對於DNA是不是遺傳物質都還在爭論，哪裡知道，DNA分子結構揭曉之後，生物遺傳的基本原理就大白於世，分子遺傳學因而誕生，改寫了近幾十年生物學與生物醫學的發展。DNA甚至重新塑造了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
二十世紀末最大規模的科學研究計畫，「人類基因組定序」(HGP)，就是發展DNA科學的結果。生物的基因組，成了現代「魔法石」，或者，阿拉丁神燈。據說，只要參透基因組定序的結果，就等於摩擦神燈的蓋子，釋出擁有巨大法力的巨人，供我們役使，消除人間病痛，使我們青春永駐、長生不老，從此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
一個分子的結構，會產生那麼大的魔力，科學史上，沒有先例。十九世紀末，居禮夫婦開拓的「放射能」研究，倒是差堪比擬。
居禮夫人在研究「放射性」的過程中，發現了鐳（原子序88），並以鐳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一九○三年通過）。居禮夫婦指出放射性元素的放射能，是人類前所未知的新能源，他們立即想到的用途，就是治療惡性腫瘤（癌）。一個世紀之後，放射線已是治療癌症的標準手段，只不過，適合以放射線治療的癌症並不多。世人對放射性研究的後果，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廣島、長崎「原爆」釋放的核能。即使「和平」核能，在許多人心中，引發的恐懼仍大於感激。
原子彈問世是科學史的轉捩點，它警醒了世人，科學儘管是理性的活動，科學發展未必理性。
別一九一四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年年初，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就以小說預言：未來爆發的世界大戰，會發生原子彈毀滅大城市的情事。用不著說，這個預言是在戰爭的陰影中成形的。可是，直到一九三九年年初，歐洲又是戰雲密佈，諾貝爾獎級的科學家仍能以理性論證，指出釋放核能所需的鏈鎖反應，技術上幾乎不可能。
天但是歷史發展可不管理性論證，似乎總能化不可能為可能。一九四○年初，科學家掌握了製造原子彈的科學數據，這時科學家才面臨「不能」與「不為」的問題。要是「不能」，就沒有值得討論的責任、倫理議題了；有能力的人，才會受「道德選擇」的折磨。然而，在戰爭情境中，科學家即使道通天地，也只能任詭譎風雲擺布。面對不理性的敵人，理性有什麼用？
二次大戰結束後，參與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對於廣島、長崎的浩劫，有幾種不同的反應。有人因而投身反核行列，大談科學家的人道責任；有人預見東西對抗的新態勢，全力推動戰略核武研發；有人緊抱科學中性論做護身符，繼續從事核能研究。其中以德國的海森堡(Heisenberg,
1901-1976；193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最值得注意。
金髮的海森堡是「亞利安人」，卻因為擁抱「猶太科學」（量子論）而受國人批判，但是他在戰時堅持留在國內，為國服務。以他的學術地位，軍方徵召他負責研發核能的軍事用途，再自然不過了。根據海森堡戰後的說詞，他在戰時根本無意發展核武，他以各種技術困難為理由，化解軍方對核武的期待，而他真正從事的，是研發供發電用的核能反應器。他甚至想說服盟國的物理學家，一齊拒絕研發核武。
一九四一年九月，海森堡到德軍佔領的哥本哈根，與亦師亦友的量子論泰斗波耳(Bohr,
1885-1962；192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會談。結果兩人不歡而散。要是我們相信海森堡的說詞，波耳顯然不可「理」喻，聽不進他的建議。而波耳對當時會談的印象，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他回憶道，海森堡先是大言德國必勝，因此妄想戰爭會有不同結果而不與德國合作，簡直愚不可及。海森堡又說，他正在主持研發核武。這提醒了波耳：他們兩人分別處於敵對的陣營。可是，海森堡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時，
波耳非常驚駭，根本沒有聽進我的話裡最重要的部份，那就是，有極為巨大的技術困難尚待克服。我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物理學家因此可能有機會掌握製造原子彈的決定權。
海森堡這麼一位科學巨匠，竟這樣一廂情願，反而讓我們憂慮起來：科學這行當，可以任由科學家獨行其是嗎？
美國的人類基因組計畫，預算三十億美金，預定十五年內完成，也就是二○○五年。這是在承平時期作成的決定；表面看來，它不涉及研發原子彈的「道德選擇」問題。事實上，一開始就有諾貝爾獎級的學者反對花費這麼龐大的資源，從事單一研究計畫。此外，提倡人類基因組計畫的學者，以治病、防病作為主要訴求，也有誤導民眾、扭曲醫療資源的嫌疑。生活在工業化國家的人民，面臨的健康問題，與生活方式、生活環境的關係密不可分，DNA不大可能是禍首。何況，許多問題是生活品質提升的後果－－例如，要不是平均壽命延長了，哪來的老化問題？
可今年是發現DNA分子結構的五十週年。回顧分子遺傳學這半個世紀的成就，我們更需要的，是通識。
是一個個案有推翻一套理論的力量嗎？而米德的田野觀察又該怎麼說呢？
參考資料：http://www.aip.org/pt/vol-53/iss-7/p28.html
〔本文轉載自《中央日報》副刊92.2.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