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海之內皆兄弟
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助理研究員 王道還
－－玫瑰要是不叫玫瑰，也不減花香。是嗎？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巴黎人類學會成立，每兩個星期集會一次，是世上第一個打著「人類學」招牌的學會，至今仍在運作。人類學追本窮源，要回溯到這個學會。
倒不是說巴黎人類學會創造了「人類學」。人類學意識是在地理大發現過程中逐漸浮現出來的。世界各地都有人居住，包括新大陸與太平洋諸島，膚色、體態、語言、文化、社會都與西方人不同。散布在天涯海角的人是打哪兒來的？彼此有什麼關係？社群間的差異又怎樣形成？
這些問題引起好事之徒探討，發為議論，引起更多人的興趣，發展出研究方法與觀點，再……，每一門現代學術都有過這種「史前史」。直到共識成形，又有制度基礎之後，一個學門才算誕生。
不過，源自人類學意識的問題，往往涉及極為不同的經驗素材，必須以不同的方法研究。早在17世紀，丹麥解剖學家巴索林(Thomas
Bartholinus, 1618-1680)就主張，所謂人類學應一分為二，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由解剖學家研究人身，心理學家研究人心（靈魂）。
1749年，法國學者布丰出版《人類自然史》，主張人種一元，而以氣候、食物、習俗解釋族群差異，揭開現代人類學的序幕。1799年，巴黎成立「人類觀察學會」，成員包括自然學者、醫師、考古家、歷史學者、哲學家，他們草擬從事人類學調查與蒐集資料的準則，企圖建立法國與世界族群資料庫。可惜由於拿破崙發動對外戰爭、英國封鎖歐洲大陸等因素，這個學會的關懷逐漸集中於希臘革命，最後與慈善學會合併。
1839年，巴黎民族學會成立，宗旨仍是同時研究人類的體質與文化特徵。可是學會捲入了反奴隸制度運動，法國正式廢除奴隸制度後，就失去了活力。好在這時，巴黎自然史博物館已有正式的人類學課程，由館內的「人類解剖學與自然史」教授主講，供有心人進修。
總之，在巴黎人類學會成立之前，人類學一直只是一堆問題的集合，有個人風格，沒有融貫的研究方略，更沒有穩固的制度基礎。巴黎人類學會成立後，長期而持續地支持傳統人類學題材的研究，人類學兼具科學與人文兩個面相的特色，才維持下來。
其實當年布羅卡(Paul
Broca, 1824-1880)創立巴黎人類學會，本就是個政治行動。
布羅卡是外科醫師、神經學家，也是生物學會會員。生物學會成立於1849年夏，每星期六下午三點集會。根據章程，會員無故缺席，就罰一法郎。
那時發源於自然史的「物種原始」，已是生物學的主要問題。物種會不會變？拉馬克與達爾文都認為「物種」並不實在。分類學家面對的唯一實體是個別生物，個體以上，例如物種、屬、科等類目，純屬「虛構」的。果真如此，物種演化（演變）就不是不能想像的了。事實上，有些支持演化論的人，將雜交視為物種變化的重要機制。
1857年秋，布羅卡從一個養兔場主人那裡得知：家兔與野兔雖然是不同的物種，可是雜交子女都有生殖能力。他在學會中報告了見聞，並做出結論：生殖隔離不是物種定義的關鍵。
生物學會的終身主席，也是布羅卡的摯友，卻感到尷尬，要求他適可而止，別再發表這類報告。因為物種變化不只是個科學問題；每個物種都是上帝創造的，是上帝大能的永恆見證，不能變。
布羅卡這才動念另起爐灶。但是創立新學會並不容易，除了找創始會員，還要取得政府許可。法國教育部長對人類學頗有疑慮：人類學裡藏有基進種子。萬一有人覺悟傳統人文秩序並無天經地義之理，難保不想顛覆既有體制。1848年，在巴黎創造第二共和的革命黨人的確這麼幹過。於是他使出踢皮球的工夫，將申請案轉給負責治安的警政署。警政署長不願扮黑臉，將案子踢回教育部。他們都是有經驗的官僚，想讓布羅卡知難而退。
偏偏布羅卡一意孤行。他請出一位受警界尊敬的法醫學教授找警政署主管科長關說，終於得到集會執照，但是有條件：一，每次集會不得超過二十人（只要不超過二十人，就無「法」可管）；二，每次集會都有一位便衣警察監視。（案，兩年後才撤除監視。）
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剪不斷，裡還亂。
 {本文原載於《科學人》2004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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